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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

www.jyb.cn 2015年03月26日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国家认同感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和感受。一个人如果热爱自己的国家,首先表现为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名成员,并且乐于成为自己所在国家的成员,对其有归属感。国家认同感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国家认同感是国民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1]例如:奥运比赛既是精彩绝伦的国际体育盛宴,也是爱国情感爆发的绝佳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国家因素的影响,很多比赛的精彩度、观众的观摩率会大打折扣的。正是为国家争光的强烈愿望,激起运动健儿争金夺银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也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虽然表面上,国家认同表现为成套制度体系,但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民众对其心悦诚服的接受,有赖于民众对其发自内心的认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使国民对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面临分裂或解体的危险。 

  正因为国家认同如此重要,各国对于国民爱国精神和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美国就一直重视国民爱国精神的培养。相关调查显示: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最强,也最愿意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已成为美国人崇尚的名言。俄罗斯也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早在苏联时期,5月9日就被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每年这天,莫斯科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集会和阅兵,国家领导人会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近年来,俄罗斯先后制定了对全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纲和法案,力求重振民族精神。法国的中小学均开设爱国主义课程,法国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纪念碑是民众接受历史文化教育的绝佳资源库,对于培养民众热爱国家、为法兰西文化而自豪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不仅是一篇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而且更成为法国人贡献于世界文学史的不朽名篇。 

  历史教育对国家认同感培育的重要作用 

  教育是增进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基本方式。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培养认同该国政治制度、文化价值理念、民族文化传统的公民,进而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即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历史教育因其独特的价值而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成员之间必须拥有某种历史延续性的认同,这种延续性既要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通过历史学习,人们能够建立一种时间的连续感,知道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洞察和把握民族的未来。同时,在与其他民族历史比较的过程中,了解自己民族的特点,懂得自己民族的优势和劣势。这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焕发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言: “史学者, 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 爱国心之源泉也。”[2]  

  1. 民族精神的弘扬 

  最早提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是18世纪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家莫泽尔。他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在莫泽尔看来,德意志人民只有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地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独特精神气质的展现,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凝结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精神被看作民族魂、国魂,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着人们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自古以来,民族精神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推动文化的大融合、民族的大团结、祖国的大统一。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表明:民族精神是凝聚全民族意志、实现民族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黏合剂。 

  民族精神的弘扬离不开历史文化认同。黑格尔曾说,“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靠了历史, 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 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 和‘事功’ 上的发展行程。”[4]没有丰厚的历史底蕴作为基础,民族精神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才会知道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统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威远播的时期;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才能知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才能够懂得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认同感,学会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情,理解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充分认识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课义不容辞的责任。 

  2. 集体记忆的保存 

  在生理学或心理学意义上,记忆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心理反映,它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经验、感受、印象的累积。记忆不仅具有个体性特征,而且还具有集体性特征。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有其记忆性的内容,拥有对自己过去或悲伤、或自豪的“集体记忆”。 

  认同与记忆密不可分。认同的最基本含义是同一性,它意味着一个事物经过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后,还保持其内在的特质。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在自我和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一致性,它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5]而记忆恰恰呈现了意识的延续性,使人在记忆中体认到自己是一个连续的同一体,进而实现自我认同。历史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国民对本国历史的记忆,是确立其认同的前提。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故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6]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能够使人们穿越时间的隧道,体认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从而生成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国家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认同的形成也有赖于历史记忆的传承。通过对历史记忆的感知,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并传达着自己的形象。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如同一个失去记忆的个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究竟要走向何方,终将是一个认同感匮乏的民族。 

  历史教育应注意史实和话语权把握 

  1.历史不容戏说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应当是相当严肃的事情。虽然历史的书写确有主观的成分,那种完全“价值中立”秉笔直书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记忆的书写决不能采用“戏说”的方式进行。尽管人们可以“戏说和珅” “戏说乾隆”,但对于类似“抗战”等严肃的政治题材,是不能戏说的。近来,一些抗战题材的作品“雷人”成分太多: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一颗手榴弹可以炸下侵略者的飞机,一把飞刀可以灭敌重炮,诸如此类令人惊愕的镜头频频出现。我们不禁要问:抗日战争是如此简单吗?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懦弱、不堪一击吗?表面上,戏说似乎能够展现抗日英雄的勇敢,这样的剧情似乎能够带来暂时的欢愉。实际上,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是对历史毫无根据的乱说,历史的真相被商业化的娱乐消解得不见踪影。这样的剧作不仅是对观众的愚弄,更是对抗日英烈的不敬。假如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不堪一击、如此拙劣,我们的八年抗战怎么堪称伟大的战役?怎么堪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转折?怎么解释抗战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的伟大地位?这样任意涂改历史,这样戏说抗战,无法激发全体人民沉痛的历史记忆,无法激发中华儿女内心的崇高感,无法激起当下的国人对抗战英烈的崇敬之情。 

  历史不容戏说,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严肃而重大的事情。同其他教育一样,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日常生活的目的,是让受众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激发起他们为民族、为国家奉献的决心和勇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既要让国人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同时也要人们深刻理解和体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的屈辱。历史的悲痛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不能抹去沉痛的记忆,使历史变得过于轻松是不合适的。我们遭受的伤痛需要抚慰,但是不能采用“阿Q式”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麻痹自己。残暴的敌人屠杀了无数无辜民众,抗日志士曾一次又一次进行着顽强而悲壮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献出了生命。抗战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无数抗日将领、无数爱国志士的殊死抵抗的基础上。只有保留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认识到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能激起我们热爱和平、保卫家园的坚强决心,这也正是国家认同教育所必需的一课。 

  2.国家要掌握话语的主导权 

  在历史教育中,我们必须要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把那些不应该进入历史话语的内容从历史教育中剔除出去。在历史教育中,究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历史教科书、究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言说的范围、究竟采用哪种方式、究竟从哪个角度对其加以言说,所有这些都是话语掌控者选择的结果。在现代国民教育中,国家会成立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对教科书进行审核。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要掌握话语的主导权。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历史课的基本职责是真实地陈述发生过的事实;但从认识的角度看,历史不会主动地呈现自身,历史事实必须借助语言来呈现。“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的界限就是历史认识、历史事实的界限,历史最终以话语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国民教育中,现代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对历史事实进行特定的选择和编排,以确定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进入教科书,这些历史事实应当如何叙述。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民族团结、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占主导地位,而那些鼓吹民族分裂、背叛国家的人物要么不进入教科书,要么纳入教科书后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为此不难理解在我们的历史学习和讲解中,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等人物符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抗击倭寇、虎门销烟、抗日战争等事件被一再呈现出来,不断强化着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所以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国家必须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采取多种方式将合适的内容材料呈现出来,以此来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最终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强调掌握话语的主导权,并不意味着历史教育是奴化教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应该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历史教学要传播主流价值观,但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批判性的,需要学生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批判性地进行学习认知。为此,历史教育中,教师应该创设开放性的问题,给学生广阔的思考空间,以便他们能够进行多角度的思考,提出多样化的答案。只有经得起理性法庭检验的东西,才能获得人们持久的认同。(吴玉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M].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James M. McCormick (eds. ) ,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1999:11. 

  [2]梁启超.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5. 

  [3]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19.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206. 

  [5]王成兵.国家认同:当代认同问题研究的新焦点[J].学术论坛,2010(12). 

  [6]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3. 



{ 编辑:刘继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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