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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教育协同发展如何跳出“雷锋式帮扶”

www.jyb.cn 2016年12月14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京津冀教育协同如何跳出“雷锋式帮扶”

  “2022年冬奥会需要大量外事服务人才,我们非常希望借助北京的优势,打开学生的国际视野。”前不久,北京外事学校的一次国际交流活动上,来自河北张家口职教中心的老师表达了迫切的心情。

  据北京外事学校校长田雅莉介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学校首次尝试将自己的国际交流活动扩展到了天津和河北的学校。

  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17年,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逐步推广”。今年9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提出了“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方向。

  目前,不是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都已有所行动。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盘大棋,那么既关涉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又牵扯百姓安居乐业的教育协同,无疑是棋局中的重要一步。三地如何协同、如何发展?且听诸位博弈者、观局者各抒己见。

  需求强烈,但不同领域冷热不均

  与如火如荼的职教相比,其他层级的教育在京津冀协同问题上步调相对平缓。

  “学院面向当地招生,前两年在河北上,最后一年在北京上,实习就在首农集团,毕业后归首农集团使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宣传部部长李秀华告诉记者,与学校长期合作的首农集团将北京的“奶罐子”搬到河北定州,在那里建立国内年存栏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牧场。

  “如果仍从北京招生,除了生源自然减少,北京的毕业生可能也不乐意去定州上班。”李秀华说。与此同时,定州方面迫切希望利用北京的资源谋求自身发展,包括培养本地人才。基于各方需求,去年年底,北京农职院和首农集团牵头成立中国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在集团内实现订单招生、联合培养和就地解决就业,跨出京津冀教育协同的实质性一步。

  随着“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核心任务的明确,产业转移、人口疏解的进程开始提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从美好愿景走向现实的强烈需求。

  首钢外迁,4000多名职工往返于相距200多公里的北京石景山和河北曹妃甸。虽然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在当地购置房产,但子女教育问题仍是他们难以真正安家的原因之一,只能夫妻一方留在北京陪孩子,另一方两地奔波。

  北京市购房、入学等政策收紧,许多外来人口选择了北京工作、河北居住的双城生活。据报道,近10年来,京津冀交界的燕郊人口数量猛增,每年小学新增适龄人口2000多人、初中新增适龄人口1000多人,给当地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除了“疏解”,促使京津冀教育协同的还有“发展”。

  2015年7月31日,中国进入冬奥时间。按照规划,2022年冬奥会的雪上项目将在北京延庆县和张家口市崇礼县共同举行。有分析指出,“基础设施、旅游、体育,都会随着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解决80万至90万人的就业”。

  从更大的层面看,三地定位已经明确:北京市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随之而来的产业升级调整和人才需求浮出水面。

  与产业结合紧密、对市场反应灵敏的职业教育已开始行动。

  今年4月,北京外事服务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张家口市职业教育中心、张家口市崇礼县职业教育中心赫然在列。北京市外事学校等5家中职和北京饭店、北京贵宾楼饭店、民族饭店三家“承担国家级政治任务、高端和国际性任务”的企业组成集团,“为2022冬奥会储备人才”是该集团的目标之一。

  “我们刚和河北承德县职教中心举行了签约仪式。”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校长贾长营告诉记者,“两校将实行‘联合招生、结对培养’,在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就业、校企资源共享方面深度合作。”

  合作不局限于学校层面。石家庄市局与天津市教委签署《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前不久,石家庄市各县市区教育局主管局长、科长及部分中职校长共100余人在天津职业大学接受培训。

  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京交会上,专门有一场京津冀文化创意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论坛,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赵爱芹做了简要梳理:“北京的交通、电子信息、商贸三大职业教育集团,每一次研讨会上都有近百所三地院校参加,开展深度对话与研讨。天津市教委牵头,成立了科研机构联盟,同时河北省教育厅与北京市教委率先进行顶层设计讨论。”

  然而,与如火如荼的职教相比,其他层级的教育在京津冀协同问题上步调相对平缓。

  “北京高校要外迁”,由于教育并未列入首都核心功能,因此坊间一直流传这种说法。

  但是,在北京的“十三五”教育规划中,这种外迁指的是“由中心城区向外疏解”,目标是北京郊区而非天津、河北。在京津冀区域内,则采取“合作办学、学科共建,成立学校联盟,促进优质教学科研资源共建共享”,与现有做法区别不大。

  在基础教育领域,协同更被认为是难点。目前,就记者了解,大多中小学停留在教师互访、研讨和学生联谊,真正涉及百姓关注的招考、师资和均衡方面尚未突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董事长强新志认为,“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基础教育领域这些校长、局长们很难进去”。

  各怀心事,对话变成自说自话

  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一些京津地区的学校把与河北的合作称为“学雷锋式的帮扶”。

  “各怀心腹事,有的是要点政策,有的是赶快能落实一件事。”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当事人,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深感“各方思想、思路并不统一”。

  这种“各怀心事”的状态很普通。天津一所国家示范性高职的校长告诉记者:“我们很早就办过京津冀的论坛,河北省教育厅的领导一来就说,我给你们一所河北省的学校,也不给最差的,希望你们托管。”对于扑面而来的“橄榄枝”,这位校长的回应是:“能不能从生源上,对我们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多给一点计划?培养的还是河北的孩子,一样让他享受比较好的教育。”

  一方希望借助京津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办学实力,一方则希望解决自身生源不足的发展困境。热情洋溢的对话就此演变成“自说自话”。

  回看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史,就不难理解,这种“各说各的、各干各的”不是今时今日才出现的困境,更不是教育一家的困境。

  长期以来,作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具有的发展特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权,对周边产生了“空吸效应”。“大树底下不长草”,首都周边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贫困带。与此同时,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功能太多,“中心”太多,这样配套服务的产业和机构越来越多,人口必然也越来越多,城市负担越来越大。

  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同样反映在教育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项针对京津冀的摸底调查显示,从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全国排名来看,北京第一,天津第三,河北原来在二十名左右,现在下滑到第二十七名,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处于全国倒数第二、第三的位置。高等教育阶段,“985”、“211”高校北京占了27所,占了全国的80%,其次是天津,河北只有一所。

  为解决这些问题,早在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随之提出。1992年河北省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2004年由国家和京津冀三省市发改委共同签署《廊坊共识》,也是从那时起,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开始共同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并被认为是“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

  “过去这些方案没有落实的原因在于缺乏轴心。北京平淡,似乎只需要河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天津一心一意发展‘滨海新区’;只有河北省热心,希望得到京津的资金、项目和人才,但只是一厢情愿。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连云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分析指出,“地方政府自己组织的沟通平台,很难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他认为,本地短期利益、GDP考核、土地财政等问题是阻碍规划付诸实际的深层次矛盾。

  记者发现,即便是在协同上步子迈得最快的学校,也难逃利益的窠臼。“不仅是政策、口头宣传的支持,老师来培训也得有经费的支撑。起码要对自己学校发展有利才会做。”北京一位校长直言不讳。一些京津地区的学校把与河北的合作称为“学雷锋式的帮扶”,其目的更是复杂多样,甚至仅仅出于“占位”考虑。

  “就现在这种应试竞争的模式,别说地区之间沟通不够,同一地区的校长之间关系都特别紧张。”强新志说,“顶尖高中都在抢生源的时候,你想他会协同吗?”

  跳脱利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靠觉悟、靠“雷锋式帮扶”甚至靠政府都不是协同的长久之计,最终要放手交给市场。

  为了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前不久,中国教育报刊社京津冀教育协同研究与报道中心举办了一场座谈,邀请各路“大咖”围绕热点问题出谋划策。

  “总书记在乌镇讲话,提出来共建共享命运共同体。”李奕说,这让他特别有共鸣。为了找准京津冀教育协同的发力点,北京市市委去年就委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展开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全面深入研究。

  承担实证研究任务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玉丽指出,三地的差距也正预示着未来协同的空间。数据显示,北京学龄人口呈断崖式下降。例如,20岁以下人口比例仅14%,全国平均为24%,而河北与全国水平一样。

  “今年全区中考招生500人,分给我们学校总共才40人。”北京一位中职校长感叹,“前几年为了评示范校,区里市里投了2000多万元买设备,这么多设备,不用可惜了。”

  “现在都是关着门搞展览,一打开谁都受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建议,跳出短期利益思维,由京津冀三个省级单位,直接建立社会服务体系。

  其实,一旦跳出利益思维,格局立即变得开阔。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石峰研究发现,三地的高职高专都存在开设专业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河北省59所高职高专院校中,有31所学校开设自动化类专业,专业雷同率达到65%。但是人才需求旺盛的光伏产业,由于没有相关专业和课程,出现了人才空缺。同样,北京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中,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明显不足。

  石峰建议:“共同鼓励区域内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校际教学合作,推动学分互认,师资互聘,联合办学、联合攻关等;共同调研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做到三地毕业生就业政策协调一致,促进三地毕业生逐步实现无障碍流动,互相输送当地急需人才。”

  目前,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已签约成立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天津工大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曹明福提出:“大家都是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将来可以做大数据联盟。比如和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专业,某一个专业每年招生多少,在校生多少,结合行业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调整,各校专业方向可以错位发展。”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平原说:“北京高校能不能本部不走,在河北建一些分校?这样的话不仅是河北的教育受益,这也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外迁。”

  “如果现在去河北办分校,只能让优秀党员去,什么时候待遇上去了,老师自己愿意去,那就是真正协同了。”许正中接过话茬。在他看来,靠觉悟、靠“雷锋式帮扶”甚至靠政府都不是协同的长久之计,最终要放手交给市场。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建辉则认为,要善用市场和政府不同的机制,特别用好用足政府宏观调控各种政策杠杆的工具。在他参与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最后提出两大建议:第一,坚持分阶段推进原则,根据整个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设置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任务;第二,分类型推进,寻求并锁定三方共同利益点,共同设计重点环节,先行推进容易实施的部分,从易到难。

  事实上,壁垒已有松动迹象。唐山市政府门户网站消息称,北京市教委与唐山市已达成共识,谋划在曹妃甸建设一所含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一体化学校,并鼓励唐山市及曹妃甸区学校加入北京名校集群;选择1至2所北京中等职业学校在曹妃甸办分校,实施京唐两地联合培养;高等教育重点推动北京市属高校落户曹妃甸。

  与此同时,一片名为“北京曹妃甸国际职教城”的新区已经在唐山湾生态城破土动工。按照计划,这里将“在2017年至2022年,以市场为导向,承接11所京津冀教育产业转移院校”,“形成中国北方最大职教城”。

  “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学校周边的世界已经宣布改变,北京、天津与河北整个城市中壁垒消除了,我们面临着更广泛的空间。其实这有点像互联网+,也是大格局的体现,这让我们必须重新定位和思考教育怎么办。”赵爱芹说。(本报首席记者 高靓)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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