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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www.jyb.cn 2017年02月17日   来源:文汇报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谈到古诗词,很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笔者看来,确定的特别是知识性的问题,自然有标准答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古诗词的内蕴是否具有确定性,所引起的审美接受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虽然,个体由诗歌文本而起的想象,只能从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积淀中来,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审美经验也不同,生活的经历具有个体性,所以诗歌鉴赏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但是,有些古诗词内容确定,情感是类型化的,故此其意蕴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特点。

  比如,辛弃疾的一些反映报国无门之情的词。这类诗词,不管鉴赏者是谁,可以都会引起唤起类似的情感。这些诗词的鉴赏,大致来讲,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对更多的古诗词来说,情况却非如此。一则,有的文本天然具有模糊性。比如李商隐的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情境也许是确定的,传达的情绪也是确定的。但是,呈现在读者前的文本非常模糊,情感通过比兴象征来传达,读者只能大致感觉其中情绪的流淌,而无法真正具体落实。这样的诗,是无法给出标准解读的。所以,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要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对于这一类的诗词,在意蕴方面,要寻求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多是在知识性的比如典故,技术性的比如手法的层面提出问题,来寻求确定的答案。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 (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 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

  比如,通行本 《诗经》 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译为“Shy is this noble lady/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 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 lovely girl is slenderly tall/With bells and drums he wins her after 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 《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

  (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被她看的少年) 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采莲的其他女子) 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路边经过的行人) 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 遥被人 (自己同伴) 知 (自己贪看少年) 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少年) 知半日羞。

  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

  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 《关雎》为例。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 《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 《毛诗正义》、朱熹 《诗集传》 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 《毛诗正义》 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 《读风偶识》 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 《诗经选》 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

  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 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 《诗经》 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 《左传》 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 《诗经》 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 《左传》 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 《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被用来暗示要及时决定出兵。前述两种理论,一种为作品中心,一种为读者中心。如果我们转变一下思路,用在当前的古诗词鉴赏中,凡是由作品衍生出的,或者凡是对读者产生积极作用的,都可以适度加以肯定。

  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化的解读往往枯燥乏味,个体解读 (哪怕是误读) 是古诗词趣味的重要来源。从笔者自身经验来讲,记得幼时学古诗词,老师常常要求先记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然后检查背诵,那时读诗真是味同嚼蜡,后来课下自由解释,胡思乱想,才得到一些乐趣。我们要保护学习者的兴趣,就不能以“标准答案”来施加太多束缚。

  笔者倾向于古诗词不设标准答案,并非意味着主张面对文本可以鲁莽灭裂强加解释。这里不妨将古诗词鉴赏分为两种情形:假如读诗词仅仅是个人“没事偷着乐”的行为,那自然想怎么解就怎么解,而假如读者要与人交流,那必须要符合逻辑,考虑作者文本及时代因素,提出最可能符合本意的“正解”。(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王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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