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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一个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式"告别(图)

www.jyb.cn 2008年07月21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在充满告别气息的办公室里,王旭明向记者展示媒体给他编辑的"一人版"报纸。

    接到一家报纸的“一人版”,王旭明流泪了。他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贵礼物。

    回顾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即将离任的王旭明“大度”地表示,自己从未感到吃亏或者“受伤害”,他把这看做是自己的“成熟”。 

    最近几天,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很忙。

    约他访谈的电话不断,只不过,以前记者们问的都是教育方面的事情,现在则都是关于他的“个人问题”。

    告别

    7月18日,在教育部的一个例行吹风会后,王旭明首次在公开场合向大家道别:他即将告别站了5年多的教育部新闻发布台,就任教育部下属的语文出版社社长。两周之前,他说自己还在思考如何创新拓展今年的新闻发布形式。随后,他被领导找去谈话,征求他对于工作调动的意见。经过两天的思考,他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王旭明说,7月18日是他最累也是终生难忘的一天,随后的各种告别场面,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上午的吹风会后,王旭明随即赶到新浪网,和网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随后,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一个有关奥运会的准备会议。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履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职责。

    会后,他应邀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次送别活动。他说,这家媒体是他打交道比较多、“朋友”也最多的报纸之一。但是,当他赶到聚会地点时,还是被“惊着了”。包括该报社长、副社长在内的四五十人早已等在那里。“要知道,报社是个很松散的群体,一下能来这么多人,这让我很感动。”

    感动还在后头。报社记者们为这次送别活动精心准备了朗诵、表演、唱歌等四大板块的内容,其中很多人都把歌词改成了“歌颂王旭明”的内容。随后,报社向他隆重颁发了“教育报道高级顾问”的聘书。最让他感到心动的,是最后报社送给他的礼物:一张中国青年报的“一人版”,四大版全是有关“王旭明”的内容,编辑、出片、印刷,与正常出版的报纸毫无二致,但是只印了这一份。

    接到报纸的那一刻,王旭明流泪了。他说,这是他新闻发言人职业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贵礼物,“以前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这一天,他还抽空审阅了两家媒体专访他的长篇稿件;还赶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了一档白岩松专门为他策划的送别节目,谈的是新闻发言人和媒体的关系。节目中,白岩松特意播放了一些媒体批评甚至“伤害”他的事例,并深情地总结说,王旭明是在用心做发言人。

    当天,他的手机里收到了200多条短信,大部分都来自他的记者朋友,祝福的、慰问的、深情表白的……他原本想逐一回复的,后来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只得放弃。

    王旭明说,晚上回到家里,整个人都已经瘫了。但是,第二天,虽然是个周末,几个记者还是把他约到了办公室,一聊就是一下午。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他一般不会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也从未在发布会上说过“无可奉告”。

    “我的朋友”

    在国内所有新闻发言人中,王旭明可能是最活跃也最有争议的。他有很多朋友,也有为数更多的批评者。“王旭明应该辞职”的言论不绝于耳,但在他即将离任之际,开始有人怀念他,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粗略统计了一下,经常联系的可以称为朋友的记者就有一二百人。这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交往稍长点的,都很亲切地叫他“旭明”。私下交往中,自称“内向、害羞”的王旭明总会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他会一改发布台上的正襟危站,娴熟地跟记者们开着玩笑,甚至关心某个单身记者的婚恋问题。

    和记者交朋友,王旭明认为,这是他当新闻发言人最大收获之一。他喜欢把自己比作一个搭桥人,上面连着政府,下面连着媒体和公众。桥搭得好,人家就更愿意来。

    他不同意一些专家“发言人和媒体是对手或敌人”的观点,“中国是人情社会、礼仪之邦,还是朋友的感觉好”。

    这可能与他当过7年记者的经历有关。他说,自己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不能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也尝过苦头,所以能感同身受。

    其实,在这些朋友中,不少也对他有过批评,其中包括他的“教育买衣论”“大学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等。这些在他看来只是断章取义和误读。对上述观点,他至今依然坚信自己并没有错,只承认自己的表达可能不够准确、周全。

    回顾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即将离任的王旭明“大度”地表示,自己从未感到吃亏或者“受伤害”,他把这看做是自己的“成熟”。

    “出位”

    关于王旭明的争议,往往来自他的“自由发挥”部分。“如果只是以文件说文件,以会议说会议,那还要新闻发言人干什么?”他十分强调作为发言人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效果,他特别喜欢用打比方的办法来解释政策。

    学中文出身的王旭明,说自己最喜欢读的是西方的文学作品。在他的谈话中,不时会冒出拉斯韦尔、5W等传播学名词。他喜欢收藏他认为办得好的报纸,他还会对一些报道的优劣进行评点。谈到最近的范美忠事件,他仍然难掩激动:“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媒体给范美忠提供舞台。基本的道德底线得有吧?我说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这已经是考虑到我的发言人身份。要是表达我自己的看法,可能说出来会难听得多。”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有相关部门领导在场的发布会上,作为发布人的王旭明有时越俎代庖,替记者发问。他说,自己是怕一些人总也问不到点子上,着急。

    比如,他看到不断有报道说贫困大学生考上大学,因担心付不起学费而喝农药、跳楼、亲兄弟抓阄等。这时候他会觉得遗憾,认为这些报道只是在简单地渲染悲情,没有深入追究这背后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在他看来,这属于“弱智型报道”,说浅了是无知,说深了冷漠。这就是所谓“媒体无知论”的源头。他说,贫困生资助政策的宣传,是他投入精力最大、兴趣最浓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在这方面国家确实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但是有些在传播上没有解释好宣传好,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

    这让他很着急。

    为此,他带着教育部和财政部官员,把原本应在教育部发布大厅开的发布会搬到了甘肃、宁夏、河南等贫困生集中的地区。在宁夏固原街头,他拉着一个利用假期卖菜赚钱的少年,询问他为什么不上学,有哪些困难;下午,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就在当地召开。

    “以身相许”

    在王旭明担任新闻发言人期间,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密度不断加大,形式更加多样,在各部委中率先实现了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制度。王旭明还频频在电视、网络上露面,在发布新闻、解释政策的同时,一不留神也把自己变成了新闻人物。

    2008年,是王旭明担任教育部发言人的第五个年头,他说自己还在思考如何创新今年的宣传渠道和模式。成果之一,就是他在教育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大型教育互动节目《问教》。在节目中,王旭明自己担任主持人,每期一个主题,请来教育部有关官员答疑。现场有公民代表提问,有观众互动,还加入了现场配乐、有奖竞猜等娱乐元素。首场节目的主题是地震灾区的老师们,范美忠等热门人物都会在节目中一一被讨论。然而,节目还没有播出,王旭明就接到了工作调动的通知。不过,他表示,节目还会继续做下去。只是在节目的预告片中,他的身份变成了教育部前发言人。

    对于即将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王旭明对媒体说了四个字:“欲哭无泪”。他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里面有眷恋,有喜爱,但也要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

    王旭明说,一个人要说完全不想当官,那也不真实。但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理想不是当官。“我当初毕业时,分配的单位物资局,那可是个肥缺啊,但我选择了当中学老师,为此还动用了关系。”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宣传员,并决定“以身相许”,现在只不过是由专业转成了业余。

    离开了新闻发言人岗位,他表示仍然会针对教育问题发言。而且,从发言人变成主持人,他可以更多发表一些代表自己的看法。“我不会消失,你们至少每周可以在《问教》中看到我时隐时现的身影。”王旭明说。(记者 丁永勋文并摄)

(责任编辑 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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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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