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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陈绍洋教授:燃烧的生命

sx.jyb.cn 2013年12月10日  来源:陕西日报

燃烧的生命——追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陈绍洋教授

陈绍洋教授在作报告。(资料图片)

  我们来晚了。他已经定格在一幅照片中:身着戎装,笑容灿烂。

  我们来晚了。“三十年来,头戴蓝色的手术帽,身着短袖的手术衣,冬天外面裹一身军大衣,风风火火地奔跑在手术室和病房之间”,这道独特的“风景”,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然而,我们却听到了他的心跳,听到了他灵魂的歌唱。

  同事们说:“他创造了多项全国麻醉界的纪录;在生命的最后14个月,经历了肝脏移植和股骨头置换两个重大手术后,只要能爬起来,他依然每天坚持救治病人、指导科研达10余小时……”

  患者们说:“他时刻为我们着想,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贵重。”

  妻子和女儿说:“他给予我们的关爱,比给予患者和学生的少得多。但我们知道,他深爱这个家。”

  在人们悲痛的回忆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真真切切地活着,活在人们的心里。

  让我们记住他吧!陈绍洋,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这位人民的好军医,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生命践行了党的宗旨,将爱的温暖永远地留给了世界。

  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双肾捐给所需患者

  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前连续奋战8个小时、滴水未进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教授陈绍洋,在准备为一位重症病人实施麻醉时,突然肝区剧痛,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滑落。

  “陈教授,您怎么了?”一旁的主刀医生关切地问:“要不您休息一会,让其他医生来麻醉吧?”

  陈绍洋摇摇头,示意自己坚持得住。他咬紧牙关,用拳头顶着腹部完成最后一台手术后,双腿一软,摔倒在地。

  次日,在家属和同事们的逼迫下,他去做了超声检查。医生发现陈绍洋肝脏上长有4个鸡蛋大小的瘤子,已经顶破了肝膜,确诊为肝癌晚期。

  而就在确诊前,他刚刚为三名重症病人进行了手术麻醉。此前一周,他曾三次飞往北京、昆明等地参加学术交流。

  “发现得太晚了。”陈绍洋的妻子罗兰悲痛地说:“他像个陀螺一样整日为别人不停地转。每天早上7点前出门,经常凌晨以后才回家。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里有时间去查体呢?”

  而就在确诊肝癌晚期的当晚,陈绍洋依然像往常一样,如约来到麻醉科会议室,听取研究生学习进展情况汇报,检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幻灯,并逐一提出修改意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浑然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肝癌晚期患者,需要卧床休息等待手术。妻子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回家,见他没有反应,心急如焚地找到科里来,一直等到深夜才一起回了家。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而煎熬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罗兰嘱咐陈绍洋:“今天早上别吃饭,去做一个PET-CT检查(了解癌细胞扩散情况)吧。”

  “今天不行呀,我还有三台手术麻醉。”说完,陈绍洋头也不回地走了。

  罗兰焦急之下,找了医院领导。在领导的强烈要求下,陈绍洋终于离开了手术室去做检查。

  2012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命运和陈绍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昨天还身着手术衣给别人麻醉,不到12个小时,躺在手术室里等待救治的成了他自己。

  为了挽救这位人民的好军医,西京医院组织了最强力量,紧急为陈绍洋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

  术后不到一个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他,不顾大家劝阻,就搬来了电脑,撑起了小饭桌,摆上各类书籍,把病房布置成了办公室,重新开始了自己一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工作。他牵挂着他的8名研究生,其中两人即将论文开题,3人面临毕业,另外3人的实验正进行到关键阶段。

  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申报科研项目、联系国际合作课题、指导研究生。每一项,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都需费尽心力,而对于一个重症患者来说,就是生命的最后冲刺。

  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去看望他,见他还在病床上看书,劝他:“绍洋,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休息,别想着工作了。”想了一下又赶紧补充说:“你要实在忍不住,就看一小会儿吧。”

  他歉疚地回答:“我这个习惯改不了。希望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要把我的经验全部写下来……”

  “肝脏手术移植后,在病房里,他总是忘了自己是一名病人。经常帮助我们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鼓励患者坚强面对病情,甚至常常帮助我们处理紧急情况。”肝胆外科副主任陶开山心痛地说。

  2012年5月21日傍晚,陈绍洋正在移植中心病房进行术后恢复性锻炼,在经过监护室时,透过玻璃看见肝移植术后病人李志铭起身时忽然晕倒。他忘了自己也是术后重症病人,冲进监护室参与紧急抢救。

  医护人员赶忙劝他:“陈教授,您赶快回房休息,这里有我们呢。”他一边主持抢救,一边着急地说:“这种情况我有经验,救人要紧。”

  一分钟后,李志铭心脏恢复了跳动,苏醒过来,而虚弱的陈绍洋已是满头大汗。

  陈绍洋心里时刻装着病人,还装着万分的坚强和乐观。8个月后,因为癌细胞转移,陈绍洋接受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面对死神的步步紧逼,陈绍洋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反过来安慰关心他的人们:“不是还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吗?怎么我就不能是这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对陈绍洋来说,从医生到病人角色的转换,令他有了新的体验。他对罗兰说:“我实施过无数次肝移植麻醉,但只有亲身经历了肝移植,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痛彻心扉的疼痛。过去我们为病人做得实在太少了。”手术后他定时服药像做学问一样严谨,坚持锻炼像做手术一样拼命,常常自己推轮椅直推到双手打满血泡,做拉伸直做得双腿肌肉血肿。

  罗兰和女儿劝他不要心急,他却说:“你们知道患病的体验对于一个麻醉医生来说有多宝贵吗?我一定要快些重新工作,好让更多的病人从我的体验中受益。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我的平生所学,最大程度地留给学生,留给后人。”

  他的恩师,著名医学专家,85岁高龄的臧益民教授带着老伴来探望他。看着他忙碌而消瘦的身影,恩师心疼地劝他要好好休息。他诚恳地说:“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虽然我现在身体很差,但脑子还没坏,趁还能撑得住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

  老教授的眼眶湿润了,缓缓地举起右手,给自己的学生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病魔并不顾惜这位可敬的人。它来得匆匆,太匆匆。

  2013年8月4日12时50分,年仅50岁的陈绍洋走了。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手术台,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感佩他的同事、感恩他的患者和学生。

  从发病到离世,短短14个月的时间,陈绍洋接受了大大小小9次手术,23次化疗。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仍坚持审阅各类稿件30余篇,批改研究生论文十几万字,查阅了百万多字的文献资料,指导科研课题8项,编写了20余万字的教材。

  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笔迹,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我健康的双肾,捐献给所需患者,也为我的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

  这是一个从医30年医生的最后心愿,也是一个崇高心灵的最朴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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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