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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博士赵林城:我的求学之路

www.jyb.cn 2009年08月15日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

  赵林城(6101校友), 男, 1942年11月出生, 江苏盐城人。196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 1982年5月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予的理学博士学位(导师:陈希孺院士), 以后在该校数学系工作, 1988年任教授, 1990年为博士生导师, 现在该校统计与金融系任教。1994年被选为国际统计学院(ISI)成员。曾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核心刊物“Statistica Sinica” 的副主编。现为“应用概率统计”杂志编委。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6年被评为安徽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

  我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时,已是人到中年。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到成为今天的博士、教授,我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可以说艰辛和欢乐并存,挫折与成功同在。每当回顾我的这段求学经历,眼前总要闪现出亲人、老师和同学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的成长离不开党和人民,也离不开他们。师长和亲人的无私奉献和甘当人梯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艰苦奋斗,同时也为我树立了榜样,我愿像他们那样,在教育战线上努力工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我的童年是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农村中度过的。村子不大,一条小河从中穿过,周围是一片农田。临河有一片场地,是打晒稻子用的,也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小时候很爱玩,常常忘了回家吃饭。除了喜欢捉迷藏,还喜欢跟姐姐去挑野菜、采蘑菇、拾田螺,更爱听大人们讲故事。听大人们说,古时候天与地离得很近,人们沿着梯子就可以爬到天上去,后来天与地分开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心想天上一定很奇妙,要是能到天上看看就再好不过了。小时曾随父母去江南,当看到奔驰的火车时,觉得很新奇,回到老家,也学着“开”火车,推着家中的纺车到处跑,结果把“火车”翻到了桥下,幸好,人还没掉到河里。父亲看到了这种危险,就送我去上学,好让学校的老先生管着我,好歹也能识几个字。没想到在老师给了我一本手抄的书之后我竟对认字有了兴趣,放学回家,还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这使父亲喜出望外。想不到从此我竟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启蒙先生姓王,是个要求严格而偏于严厉的老师。他每天都要我们背书。那时虽已解放了,但背不上书还是要挨板子的。所幸的是,每次我都能背得朗朗上口,这使老先生非常高兴。我最早接触的课外读物《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他借给我的。我们这个小村子,经他教过的学生,竟有五人后来上了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他的严格要求,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好习惯,背书的习惯也一直保持到初中,使我获益匪浅。

  我上头有四个姐姐,母亲常年有病,主要靠父亲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六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不久,房子又倒了。听大人们说,那是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要不是母亲的供桌顶着,我和四姐就被掉下的横梁砸着了。这两件大的变故,使我家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我们只好暂时借住在一个邻居家。父亲带着大一点的姐姐,起早贪黑地干活,又忙地里,又罱泥脱土坯张罗盖房,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度过了难关。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就是这样一种吃大苦、耐大劳,在困难面前不弯腰的形象,经常给我向上的力量。

  我的高小是在另外一个村子上的。父亲让四姐跟我一起去,顺带照看着我。我们住在一家远房亲戚的空房子里,自己做饭。虽然生活清苦,但却在书中找到不少乐趣。凡是能借到的书,从古典名著到通俗小说,甚至一些残缺不全的书,都看得很投入。记得看《二度梅》,读到主人公被害得家破人亡时,就禁不住呜咽起来。农村中书很少,算术参考书尤为少见,记不清哪位同学弄来一本,还是解放前出的,半文半白,里面有植树、行程、方阵、倒捲帘及鸡兔同笼等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爱动脑子想一想,从做题中得到了新的乐趣,就这样,我读完了高小,家庭报告书评语栏中只有四个字:品学兼优。

  (二)

  正当我十二岁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一个重大的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父亲在卧病一年之后与世长辞了,丢下了三姐、四姐和我。当年我们都很小,三姐才十八岁。考虑到日后生活的艰难,父亲临终前含着眼泪对两个姐姐说:如果负担不了,就别让弟弟上学了。两个姐姐一面哭着,一面要父亲放心。从此,三姐、四姐和我相依为命,她们用辛勤的劳动所得供我读书。

  我们姐弟一共五人,除三姐外,每个人都上过学。因家境困难,三姐连一天学校门也没有进过,从十二岁起她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了。但她酷爱读书,坚持上冬学,终于能够看报、写信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她总是有点不平。依我看,她的聪明才智也不在我们之下,只是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才使她抱屈终身。父亲临终前一直很后悔,觉得最对不起三姐。也许是看到了父亲的这种后悔,更加坚定了她克服困难供我读书的决心。那时我先后在时阳中学和盐城中学住读,伙食费由国家补助一半,但各项开支加起来,对于农村的两个女孩子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尤其是每次开学的一笔大头,总不得不到队里去借。我是一个穷学生,深知读书之不易,记得在盐城读书时,回家看两位姐姐,我常常是星期六下午步行六十里路回家,星期天下午再乘轮船赶回学校。姐姐每次看我步行回来,累得够呛,总是心疼地再三叮咛,要我以后一定坐船回家。

  当我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两位姐姐高兴得流下了眼泪,看那劲头,真比她们自己考上大学还高兴。姐姐常说,要是爸爸能见到有今天,该多高兴哪!因为我一直没有出过远门,这次又是去北京上学,姐姐们总是有点不放心,棉衣、被子全都拆洗了,行李打点好了,又一次次打开检查,深怕我少带了什么,还一再叮咛,要我照顾好自己,每年都回家看看。一直到送我上了轮船,我看见姐姐们的眼里都噙着泪花。

  但是,我终于没能照顾好自己。正当困难时期,我生了肺结核。一九六一年暑期,我带病回到了盐城,不久就住进了盐城东门的县医院。两位姐姐见我生了病,心疼的了不得,想方设法让我吃得更好一些。那时三姐在城东南的纱厂上班,而她一家却住在西门。不论是早班、中班、夜班,还是刮风下雨,每次下班,顾不上自己和孩子,不管有多累,总是要精心做上几个菜,从西门走到东门,送来给我增加点营养。后来,学校把我送进了黑龙潭休养所,又经过八九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了。

  不幸的是,一生操劳的三姐,只活了三十九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不仅用他的辛勤劳动培养了我,而且也给我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每当我稍有懈怠之时,一想起她茹苦含辛的一生,一想起她的爱心和为我作出的牺牲,我就又鼓起了劲头。当我一九八三年五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领取博士证书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很多人,也想到了我的两位好姐姐。

  (三)

  与家境的艰难恰成对照的是,中学时代我先后就读的时阳中学和盐城中学,学习条件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盐城中学,学校很大,校园也很漂亮,师资、图书和实验条件都比较好。两位教导主任亲自给我们讲课,一个讲数学,一个讲化学。一九五九年盐城中学数学高考平均成绩名列全省第一,沈正超主任曾到北京出席过群英会。那时学校的学习风气相当好。在班上我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晚饭后常常一起散步,谈理想,讨论问题,相互鼓励,憧憬美好的未来。在课余时间,我们常常找些题目来做,比比谁做得快,谁的方法巧妙。碰到较难的问题,不做出来不罢休,不找出几种解法不丢手。不论是谁找到了一种好方法,大家都很高兴。那时,老师们课上课下的作风很民主,鼓励学生当堂提问,也鼓励学生讲出自己的好方法。记得有一次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了很多数学老师听沈主任讲课。课上,他举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题,我马上想出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他让我讲出来,不但不觉得有什么难堪,反而很高兴。正因为爱动脑子,所以我也就学得比较活。在一次高中三年级六个班的数学竞赛中,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以满分成绩并列第一。艰苦的生活条件,较好的学习环境,提供了我中学时代成长发育的土壤。正是这样的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养成了不怕吃苦和勤于思考的习惯。

  (四)

  一九六○年,我带着亲人的嘱咐和期望,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开学典礼上,郭沫若校长和一批知名的科学家一起,跟六○级新生见了面,严济慈、华罗庚等科学界的老前辈还讲了话,勉励我们勤奋学习,锲而不舍,为攀登科学高峰打好基础。他们的讲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就读的数学系,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等一流数学家亲自开基础课,我就有幸听过华罗庚、吴文俊、傅承义、龚升等人的讲课。姑且不谈他们的渊博知识和讲课艺术,仅就他们讲课本身而论,无疑给我们青年学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我常常在想,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小就失去父母,居然能跨进这样的高等学府深造,有幸听到我国第一流的科学家讲课,要在旧社会,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切,是党给的,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给的,也是辛勤的老师和亲人给的。我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感到担子很重。

  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十分短缺,生活也比较艰苦,一部分同学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学校除尽量设法改善学生的生活之外,强调劳逸结合,要求大家注意休息。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热情仍然很高。我们还主动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经常交流心得体会。

  一九六一年,我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出院之后,跟着六一级学习。由于两个年级课程安排不一样,我拉下了不少课程,包括《数学分析》中的重积分、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全部,《线性代数》的大部分,《复变函数》的一部分。当时我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一大堆旧课要补,不补上旧课,新课就衔接不上,可是不等你补上旧课,新课又“跑”到你的前头。面对一大堆问题,我作了冷静的分析。首先,通过一年的大学生活,我的自学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基础是好的,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个暂时的困难。其次,问题虽多,但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课程衔接的问题。在上新课之前,我首先预习一下,大概了解一下接受新课所缺的知识,缺什么补什么,以保证新课能听懂,然后腾出时间,把拉下的旧课一一补上。在这一过程中,我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学必求学懂、学活、会用。为了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定理的灵活运用,尽管时间很紧,我仍坚持做了相当数量的习题。经过两个月,我就把拉下的课都补上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不仅提高了自学能力, 在思想和意志上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后来,经老师们的指点,我在课余时间阅读或部分阅读了柯尔莫哥洛夫和福明的《函数论》,黎茨和纳吉的《泛函分析讲义》,波巴基的《一般拓扑》等书,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那时,对我影响较大的课程是《实变函数论》。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一书很容易读,但习题却不大容易做。作者在序言中说:“书中大部分的章后都附有习题。这些习题一般说来是相当难的,有时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解决。但是对于要想切实地通晓这门知识的读者,我仍然建议他们务必尽最大努力至少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有些同学不大去碰难题,认为做一道难题要花很多时间,不合算。这样,解题能力就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事实上,在做难题的过程中,为了越过一道道难关,你不得不调动一切可用的知识和手段,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一直到解决为止。做一道难题,好比登一个小山包。如果在它们面前都知难而退,还怎么去攀登高峰呢?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本书上册一至九章的习题全部做了出来。有时一道题要憋上几天才能憋出来。这样当然很苦,然而欢乐也就在其中了。

  (五)

  正当我们憧憬着要用自己学得的知识报效祖国之际,一阵急风暴雨来临了。班上、校内和社会上都分成了两派,打“内战”,串连,逍遥……一九六八年五月,我被分配到太行山区一个机械厂工作,在那儿当过收发搬运工和技术员。由于用非所学,我不得不改行。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我解决了产品性能计算中的几个问题,但是,我原先的专业却荒废了不少。十多年时间在动荡和不安中度过了,回想起来,相对平静的学生生活是多么值得回味啊!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科教战线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我又得到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四化建设的正确路线,给科学和教育带来了明媚的春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一大批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当了研究生的导师。我的导师陈希孺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和王寿仁教授、殷涌泉教授、成平教授、潘一民教授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为我们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憋了十多年的劲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成了我们共同的座右铭。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都是在书籍文献堆里度过的。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陈希孺教授。早在大学四年级时,他就教过我们一年的《数理统计》,在研究生阶段,他为我们讲授过多门专业课,还带过《统计推断》讨论班。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很善于讲课,每讲一种概念、方法或重要定理,他总是先把直观背景、意义及证明思路讲得清清楚楚,使学生很容易理解。由于中断了十多年,他生怕我们的基础不扎实,每次讨论班上都要出一些题目让我们做,这些题目涉及的面很广,而且都有一定的难度,其中有些题目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每次讨论问题,他总是抱有极大的兴趣,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即使在我跟他一起旅游时,他也忘不了跟我讨论问题,或是给我出一些有趣的题目,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在中断了十多年之后,做起题来是有些生疏了,但通过这些严格训练,我迅速恢复了状态,常常在做题时能想出一些好点子。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那段岁月,正是陈老师研究工作十分活跃的时期,他的很多工作,对我们从来都是公开的,刚刚做出来,我们就能读到了,这对我们步入研究领域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我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是他给的,有些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则是他的有关工作的推广或改进。我早先写的一些文章,都是经他仔细修改的,我的第一篇文章他就帮我修改多次,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指导论文一向很严格,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做出来,他就要我举出反例;如果他认为我做的结果不够理想,就一定要我继续去想,决不轻易拿出去;如果我们做了好的工作,他就象是自己做出来一样高兴。这不仅使我对搞研究充满了兴趣,而且养成了锲而不舍的习惯。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关于学生化U统计量正态逼近的速度的文章,为了达到理想的收敛速度,文章要求核函数有4。5阶矩,起初我把矩的阶数降到 (只要 即可),但总觉得留着 不漂亮,一直压着没投出去。有一次离吃晚饭大约还有半小时,我就又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考虑,突然脑子里闪出了一种想法,终于在4阶矩的条件下证明了定理,同时将这种方法用于别处还证明了另一个定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我和陈老师关于U统计量非一致收敛速度的文章,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后来为美国《统计科学百科全书》所引用,两位苏联学者在他们的有关专著中还引用了我们的证明。

  我们几个学生一向很敬佩陈老师的为人、学识、严格的治学态度和善于提出问题的能力。他早先在文革中曾受过较大的委屈,但他对当时批判过他的年轻人从不计较。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就做到了。他不满意的工作决不拿出去,有些甚至压半年以上。写书时他常常给自己规定一个进度,当天不完成决不休息,以致一本七百页的研究生教材《数理统计引论》,他竟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他在学术上从不保密,不少问题都是在讨论班上公开提出的。一九八二年前后,他瞄准了非参数回归和判别分析当时统计界关心的热点,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就到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分别举办了一个讨论班和一个讲座,每周四个半天,他都参加并亲自讲课。每读一篇文章,他都要提出好多问题,让大家去做。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大家共完成学术论文十多篇,称得上是硕果累累的一个讨论班。他的研究工作对我国统计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中,经他指导的就有白志东、苏淳和我三个人。

  在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完成了《数理统计的大样本理论》的论文,于一九八二年五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第二年五月,我们十八位博士和我们的导师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十多年来,我坚持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辛勤工作,多次应邀外出作合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继续努力,去探索一个一个的未知领域,同时象陈老师那样,带好年轻人,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跨世纪人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链接

  赵林城多年来一直从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包括“Annals of Statistics”, “Annals of Probability”,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IEEE Trans。 ASSP” 以及《中国科学》在内的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篇, 出版专著两本, 指导出博士6人,硕士14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非参数统计, 回归分析, 多元分析, 信号处理以及概率论的极限理论等方面。1990年以“若干非参数统计问题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1年该项研究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998年以“线性统计模型大样本理论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多次应邀赴美国、加拿大、巴西、台湾和香港访问, 与国际著名统计学家C。 R。 Rao 教授等进行过多年的合作研究。他在信号数目检测的随机效应模型中,在著名的AIC等准则的基础上, 提出了模型选择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准则, 有关结果已为美国《物理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1987)收录, 并得到SCI的110多个引用, 其中关于罚函数的思想和形式已为许多作者接受和采用。当代著名统计学家 C。 R。 Rao 教授在题为“R.A.Fisher: The Founder of Modern Statistics” 的文章(Statistical Science, 1992)中, 也特别引用了这一工作。他在U-统计量方面的两项工作,已为美国《统计科学百科全书》(1988)和若干专著和文章所引用,苏著名学者柯罗廖克等在他们的专著中详细介绍了这两个定理的证明,并特别在导言中将其中一项工作作为本领域重要工作之一作了介绍。他的其它一些重要工作也得到了有关书籍和文章的诸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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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颜金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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