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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www.jyb.cn 2013年11月02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申遗第一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巨擘永诀他挚爱的北京城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1961年,侯仁之在沙漠考察。

   

  侯仁之(左)和季羡林。

 

  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王天天 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徐健 摄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也是一样。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坚信这一点。他出身地理专业,却以历史的视野,注视着城市的变迁。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地理研究从他起发生本质改变,从此开始了中国地理研究的新时代。

  在他的目光里,无论是小到一个集市的兴衰,还是大到城址的变迁,城市的每一个地理变化,都承载着这个城市从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从过去到未来的启迪。这其中,他将一颗炽爱之心献给了求学的燕园和深邃的北京。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燕园尤其是北京的历史在它们的景致中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2013年10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燕园失去了挚爱它的学子,城市失去了它们的知音。

  抗战:燕大知你为何而死

  侯仁之的学术生涯,以1946年为分野。

  1946年以前,侯仁之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但那时的他,显然离学术巨擘还有一段距离。1946年以后,侯仁之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达比教授。此后,侯仁之奠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仅在中国建立了历史地理学学科,而且最终在此领域成为受到世界范围尊敬的大家。

  若非二战爆发,侯仁之的留学本应在1940年成行。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侯仁之虽为一介书生,却也曾掩护成批进步青年离开沦陷区前往解放区,甚至面临生死危局。

  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6年,他本科毕业,在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推荐下出任系主任助理,同时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的顾颉刚离开北平,侯仁之转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洪业的研究生。

  那时的北平虽已沦陷,但由于属于美国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京大学都拥有相对平静的环境。这使得燕大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

  正是在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包括侯仁之在内的一批教职工和学生被逮捕。由于没有确凿证据,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

  侯仁之回到了天津岳父家中。本以为可以安静地度过这段日子,谁知突起波澜,侯仁之得到消息:两名熟知燕大同学秘密前往解放区情况的学生在北平被捕了!

  如果学生经受不住严刑拷打,那么侯仁之将难逃一死。正当侯仁之准备动身出逃的时刻,妻子张玮瑛拦住了他,并亲赴北平听取洪业的意见。洪业让张玮瑛转告侯仁之:你若出逃,当时保你出狱的多人必受牵连。如你不走,最终因此而死,那么燕大人都将知道你是为何而死的!

  在老师这样分量的话面前,侯仁之当即下定决心,不走了!最终,两名学生经历酷刑却未吐露半句情报,日军不得不将其释放,侯仁之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由于没有牵累他人,侯仁之感慨道:“我所经受的最严重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洪业又名洪煨莲)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日军逮捕燕大师生时,洪业和侯仁之一起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洪业冒险递给侯仁之一张纸条,叮嘱他保住民族气节,保守学校秘密。侯仁之在天津期间多有学术成果,洪业屡次嘱咐他“当今尚宜秘之”,以免为敌所用。

  在这样的老师的熏陶下,侯仁之汲取了丰富的养分。1944年,侯仁之给自己任教的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侯仁之给自己立下的誓言。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里艰苦跋涉,行走大地,历经“文革”磨难,在新时期里又焕发青春。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事业,最终成为众人景仰的一代大家。

  行走:脚步丈量的学问

  抗战胜利一年后,1946年8月,侯仁之终于登上了开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轮船。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达比成为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侯仁之学术思想的形成。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思路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有着明显的区别。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自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地理研究,都在沿革地理的范畴内。

  而历史地理学则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指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而只有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才开始显著改变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地理变化。

  在英国期间,侯仁之对相关著作进行了系统研读,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无法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提出:“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何时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它何时才获得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用沿革地理的研究去回答。”

  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第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正式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科逐步建立,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从这一点来说,虽说达比直接影响了侯仁之的学术思想,但梳理侯仁之的过往经历即可发现,他最终选择历史地理学,早有端倪。

  侯仁之本科毕业那年,顾颉刚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每次出发之前,担任助理的侯仁之都要搜集资料,编写简介印发给学生。每到现场比对实物,侯仁之都会发现资料常有错误,不尽可靠。侯仁之曾回忆道:“学生对这些不甚注意,我却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

  这种态度让侯仁之很快有了小小的收获。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它有一个平台和一座破烂不堪的建筑。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校后立刻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原来,当时的百姓虽身处前线,民间却总是悄然产生自发的贸易往来。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

  侯仁之据此写成《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一文。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从这时起,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向“地理”转化,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脉络。

  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对此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停止。

  “文革”后期,侯仁之甫一脱离被长期批斗的处境,就前往河北、山东等地考察当地城市的发展演变。1978年,已经67岁的侯仁之就迫不及待地再次前往西北沙漠,重新开始中断10年的沙漠研究。

  他的最后一次考察在1993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暑假,82岁的他带着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由于大雨冲垮路基,火车到了北京郊区的怀柔就被迫返回。以后的岁月,他经常满怀惆怅地说:“我的野外考察生涯就这样中断了!”

  侯仁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建立在这样的调查基础上。如果说侯仁之也有偶像的话,那么明代的徐霞客就是他“情有独钟”的一位。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向这位偶像致敬。

  城市:厚重因他而可寻

  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

  这样的结论在今天已是常识,然而在当时,却让人耳目一新。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的沙化是“大漠流沙”,很多废弃在沙漠中的古城都是祸起流沙。然而侯仁之却证明,“大漠流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提供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各具特色的“成长”,对侯仁之来说,是人生的乐事。

  这其中,北京,是任何提及侯仁之的人都无法绕过的一座城。

  侯仁之的北京情缘,始于1931年。那年,20岁的他来到通州(当时叫通县,属于河北省)读高中,下车地点就在北京前门东车站。夕阳正美,看着被涂成金黄色的雄伟壮观的前门城楼,侯仁之心情无比激动。这一幕成为他终生回忆的场景。他常说:“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燕大毕业后,侯仁之即在北京定居,一住就是60年。60年间,侯仁之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北京到底是哪一年开始成为城市的?没人说得清楚。1990年,侯仁之在详尽考证的基础上,推断出北京建城于公元前1045年,时名为“蓟”。如今,这一论断已为广泛接受。

  再如天下闻名的卢沟桥。就在上世纪80年代,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居然还是进京要道。载重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不仅外表受损严重,还受了“内伤”。

  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发表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

  还有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就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儿。

  侯仁之心目中的北京到底有多精彩?从他上世纪50年代给北大学生讲课的情况,可见一斑。那些年,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北大原副校长郝斌正是那时入学。尽管时隔50多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侯仁之讲北京的精彩绝伦——

  侯仁之从北京的中轴线讲起,讲到紫禁城,使节们前来觐见。他们在午门外候旨,然后经几道门阙进入广场,爬上高高的三层台基,终于上到了太和殿,那龙椅正中,端坐着权倾天下的中国皇帝。使节们为紫禁城的雄壮和皇帝的威严所折服,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不由得匍匐在地。

  台下的学子为侯仁之的激情所感染,掌声一片。那一刻,北京拥有生命,在他们眼前跳动。

  致敬:以历史的方式

  侯仁之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其实,回顾侯仁之的一生,这一个“爱”字,又何止是对北京?

  1932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此时,正是那本《中学生》上顾颉刚的文章和弟弟候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

  来到燕大,那座“魏士毅女士纪念碑”更是激荡他的情怀。魏士毅为国请命,死在段祺瑞执政府的枪口之下。侯仁之深为言辞激昂的碑文震撼。直到他90岁高龄,每有外人拜访,只要可以走动,他都要亲自带路,将纪念碑指给来人看。

  或许多少言语都无法描述出侯仁之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情。人们只看到,年过七旬,他还奔走在沙漠里;年过八旬,他和老伴张玮瑛爬上尚在施工没有电梯的西客站顶楼,观察莲花池;年过九旬,2004年,他走不动了,坐着轮椅,被人抬到重建的永定门城楼——那是曾经消失的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起点,眺望着远方的天空,他没有别的话,只是重复着:“好,好,好……”

  他的这份热爱,也为他留下“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名。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考察时,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凭借专业的敏感,回国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几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如今,中国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达到45处,居世界第二位。

  他也深深地爱着燕园。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恩师,有他的事业,那里浓缩着他的一生。

  他在燕园和一生的爱人相识、相守。他和张玮瑛的感情,恰如他对北京,历久弥坚。至今,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还有一张桌子贴着侯仁之和张玮瑛的照片,两人淳朴的笑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认识的。

  北大的未名湖之名,由他题写。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他在校园散步。尽管天天变换路线,但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10月22日,102岁的他与世长辞。

  人们怀念他。在设在北大的灵堂里,人们回忆着他的故事,说:“先生是心中有爱的人。”

  或许正是对国家、家人、生活的热爱,让他在历经风雨之后,愈发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革”期间,因为曾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过《徐霞客》的传记,侯仁之成了“三家村干将”,饱受批判乃至殴打。在那时的北大大饭厅,他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名字被画了一个大叉。而后,他被关牛棚,下放江西。“文革”期间,他始终没有乱供、错供过任何人。这让他的儿女至今为之骄傲。“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馥兴说。

  而局势稍有好转,他就投入到工作之中。张玮瑛曾总结,侯仁之一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他还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几乎是“全速奔跑”。

  如今,这位长期坚持跑步的老人,已驾鹤西去。灵堂里,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驻足致敬。张玮瑛送的挽联挂在墙壁上: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

  少有人知道,灵堂所在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就建在曾经的北大大饭厅的原址上。那正是侯仁之被批斗之地。

  对这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用这样一种恰如其分又意义深远的方式,向他致敬。(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其他均由北大提供)

  追忆先生

  近20年前,我因采访,与侯仁之老先生多次交往。我永远忘不了陪他去医院看望作家冰心的时候,他以学生的身份为冰心鞠的那一躬。鞠躬的时候,他已年过八十。老一辈学者内心有敬、有畏,也正是他们成为大师的重要力量。——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与邻居侯仁之先生在燕南园一起散步的日子已经在天上了!先生最大的教养就是遇事皆由衷以为:“好,好得很!”一个历尽沧桑之人,百岁得来满心欢喜,需要何等修养,何等心胸?先生住61号,我的汉画研究所在64号,一天修好篱笆,就听到了“好,好得很!”此声音将永远萦绕北大燕南园……——北京大学教授 朱青生

  侯老爱猫,燕南园里的流浪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遛过弯。读大学那会儿,燕南园有一条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近路,我经常顺路溜进侯老的院子喂猫。猫越来越肥,侯老却越来越瘦,似乎旧时代的大师们,都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网友 王牧笛

  几年前,曾得缘上门拜访侯先生。那是燕南园里树荫掩映下的一栋小楼,清幽安静。向先生请教完后道别,先生笑着嘱咐说:“以后在校园遇见,要记得先跟我打招呼,我年纪大,记性不好,别介意。”斯言之亲善与率真,念至今日。——网友 倪雪君

  20年前曾经听侯先生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装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悬挂后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网友 徐坚_JX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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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贵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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