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高等教育 > 高教人物> 正文

谢莹莹:倘若时光倒流

www.jyb.cn 2015年05月2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谢莹莹与丈夫摄于北京紫竹院公园 受访者供图

  谢莹莹 1938年生,自幼成长于台湾。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69年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获日耳曼学硕士学位;归国定居前任德国比利菲尔德大学讲师。1976年归国定居,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1990年患脊髓恶性肿瘤,手术后卧病多年,后坐轮椅上讲台。谢莹莹教授多年笔耕不辍,学术成果卓著,研究范围涉及德国文学史、德国17世纪文学、20世纪德语文学、歌德、里尔克、卡夫卡、黑塞等作家,特别关注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权力问题和黑塞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主题。

  一位老朋友回国投资做生意,十分顺利,春风得意之际,他和太太来探望我。在我的病榻前,他的太太流下泪珠,说:“想不到你会病到坐轮椅的地步,想当初,你们是那样意气风发、充满活力和希望。”言外之意大概是,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一心一意回国定居呢。他们走后,我想,倘若时光倒流,我们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不仅是30年前回国定居这件事不会改变,我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恐怕也不会变。

  从台湾到德国

  倘若回到50年前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代,我爱的仍然会是那位才华横溢、正直诚恳、感情丰富的理工科青年。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去德国留学,我愿意与他同行。我们一起通过考试获得西德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1963年从台湾去了德国,在那儿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我们在德国接触到全新的教育方式,德意志民族的勤奋、严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除了专业知识,我们从德国大学的氛围以及与同学们的交往中,亦感受到他们对艺术的爱好,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也爱上了音乐、艺术和旅游。遨游于欧洲宜人的湖光山色,行走在德国黑森林的小径,倘佯在波罗的海岸的沙滩……丰富的精神生活使我们年轻的身心得到极佳的滋养。

  这样过了几年,一种新的声音唤醒了我们。1968年全欧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我们所在的西柏林自由大学正是德国学生运动的总部。德国的不少年轻人对中国感兴趣,觉得中国虽然不富裕,却无私地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铁路和医院、派出医疗队为他们服务,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灯塔;许多德国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在学生食堂和宿舍,总有人讨论社会主义理想……在欧洲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我们也想对祖国有所了解,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的入门书籍,接着是《毛泽东选集》,然后,是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我们从小在台湾一方面唱着“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的歌长大,另一方面接受传统教育,读文言文、学《史记》和《左传》,对古老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多了解祖国的情况,我们同驻东柏林的中国使馆联系,和留学德国的华裔同学组织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办报纸来宣扬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我们又从使馆借来影片,在德国各个城市放映给华侨看。当时,我们的心和祖国相系,满腔热情,意气风发。

  觅我所爱,与之双飞

  在德国做着这许多工作,我们还不满足。我们怀念祖国的山水和古老文化,想象着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觉得在国外为祖国工作不如直接将一己之专长贡献给祖国,回国定居的念头就此产生。但当时对于台湾,大陆还是“匪区”,所以我们的想法不敢让台湾的家人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已经在西德的比利菲尔德大学教书了,父母亲知道我们不愿久居国外,便鼓励我们回台湾,可我们回大陆的心意很是强烈,对父母的建议没能正面回应。

  1972年,中德正式建交,西德的首都波恩中国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接待我们,对我们提出回国定居的请求却是一再拖延。不久,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由中国正式收回,我们国家需要派大量人员去联合国工作,使馆的同志想推荐我们,但是我的爱人坚持回国。使馆同志又告诉我们,国内目前生活水平还很低,我们回去怕会不习惯。我们当时想,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的日子,我们也可以过。到了1975年,中国使馆说,如果真想回国,得先回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全家当年回国参观,到了1976年,驻西德使馆终于通知我们,国内批准我们回国定居。于是我们着手准备,首先是辞去工作。当时我已经取得永久录用的资格,系主任劝我好好考虑,而我们回国的心意十分坚定,所以还是递了辞职信。接着是退去各种保险等一系列琐事。正当我们无事一身轻,开着车到德国各地同朋友们告别的时候,使馆告诉我们,国内发生大地震,现在回去太乱;一直等到9月,本以为可以成行,使馆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此时不宜回国;等到了10月上旬,使馆告诉我们国内出了大事,“四人帮”被打到了,我们还得再等。就这样一波三折,一等再等,终于有一日,使馆同志特地到我们居住的城市告知,他们为我们订了10月30日的回国机票。当时我们兴奋无比,把汽车、冰箱等一切家具以及衣服饰品都送了人。临出家门时,我把我带有金手链的手表脱下放在桌上,因为我觉得带它回国不合适,当时就是这样单纯。回国时我们一家三口仅仅带了两个箱子,装的主要是专业资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使我们将日常生活的需要置之脑后。

  从德国到祖国大陆

  1976年11月,我们正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居住下来,开始了在国内的生活。最初必须先学会用粮票和布票、学会排大队买菜。外语学院当时是节煤标兵,暖气不足,我们屋里的温度大概是12度,穿着棉袄还觉得冷。我和爱人克服生活的艰苦,加倍投入工作。1977年底恢复高考,全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人被招入学,我尽心尽力为七七届学生上课;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全国人民打起精神为社会的重建而努力。外语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教授研究生课程,终于觉得学有所用。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家人团聚,心中无比温暖,我们的家人终于不必再担心我们,我们也少了一份对他们的歉疚之感。

  然而正当生活走上正轨时,1989年底,我忽然病倒。这次的病来势汹汹,加之刚回国时落下的病,双腿肌肉在一周之内萎缩。我日夜处于剧痛之中,无法入眠,捱到1990年5月终于动了手术,但手术之后,锥心的痛仍然日夜纠缠着我。这种难熬的日子持续数年,尽管神经疼痛逐渐减轻,但至今也不肯完全离我而去,我已经把疼痛当作我的一部分,而当初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呢?想来是身边人们带给我无私的帮助与关爱的缘故。

  生了如此严重的病,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爱我、关心我。我爱人始终陪伴我,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我的婆婆和姐妹从台湾赶来、女儿从德国赶来,丈夫的弟弟从南方赶来,在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一切实际工作是由国内的同志帮忙:带我看病跑医院的是当时系主任祝彦的夫人高素珍,最困难的时候,她干脆夜里睡在我家客厅陪伴我;当我痛得难以入眠时,同事董光熙的夫人陈美好每天晚上为我按摩;东欧系张林辉为我洗头、剪发、缝制透气的衣裳;系办公室的杨继芝跑医院,负责领取支票和报销;上下楼抬我的则是系里的小伙子们;海外的友人,也一个个来看我,他们带来的助行器和各式轮椅,为我病后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后来,虽然病痛不断反复,但我也能在专业上做些微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批准了我的博导资格,这一切都离不开家人、同事与学生的帮助与体贴。诸多温馨,让我享受着丰足的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在苦难中不但不愁苦,反而有许多甘甜的时刻。踏上归国之途至今已有30多年,国家、社会和个人都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回国后我们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回来?”每一次我都找出不少答案,后来我发觉,根本无须答案,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很自然的事。我总记得我爱人送我他翻译的布莱希特的诗:“觅我所爱,与之双飞,衣带宽却亦无悔。莫羡良缘,休问郎心,觅我所爱,与之偕行”。就是这样的情怀,让我们走过了几十载岁月。

  对亲人友朋、国家民族之爱是指引我们生命的罗盘,我们据此选择了大半生的道路,前面的道路仍然以之为依据。  (谢莹莹)

  《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23日第4版



【字体:】【打印】【发表评论】【推荐】【纠错】【关闭
{ 编辑:李烨 }

教育信息

版权声明

  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中国教育报刊社,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XX(非中国教育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如作品内容、版权等存在问题,请在两周内同本网联系,联系电话:(010)82296588

细览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