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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高教版图的民间声音

www.jyb.cn 2014年05月26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李华 绘

  从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到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明确“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再到4月25日178所普通本科高校发表《驻马店共识》成为改革的积极实践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本科转型”成了社会热词。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如何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也关乎每个家庭和青年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有太多的意见要表达。

  【职教前沿】

重构中国高教版图的民间声音

  “鲁昕副部长的讲话重构了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在不久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则认为,重构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转型对于构建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从‘h型’变为‘H型’,将断头路变为立交桥。”

  所有高校都要面对转型

  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部分”到底是多少?鲁昕副部长给出的答案是600多所,主要是1999年以后新建的本科院校。按照不同类别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这些院校位居末端。

  为什么是600多所?此前在驻马店论坛上,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已有解释,参考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教育提出600多所本科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加上1000多所现有的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其他高校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之比已向这个比例靠拢。

  “不仅是这600所,其实所有的高校都要面对转型的问题,转型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需要,更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家的产业已经在转型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也必须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说。查建中认为,我国95%以上的高校都可以算作应用本科,包括清华这样的985高校,而研究型和应用型其实并不矛盾。“以前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是自娱自乐,我们的教育要回到原点,就是职场。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支撑,所有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

  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壑对查建中的观点深为赞同,“职业教育遇到一些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实际存在的‘种性制度’,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始终认为脑门上要绣字,学校名字里必须加上‘职业’。转型对职业教育是利好信息,但仅600多所本科高校转型还不够,所有学校的人才培养里都应该有职业的内容,特别是职业精神的传授,是我们各类学校都应该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的。”

  不仅本科高校要转型,一向与产业结合紧密的高职院校也有转型需求。作为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就把今年确定为转型提升年。院长单强告诉记者,学校建校17年来一直是围绕产业培养人才,而忽视了学生发展。如今学校的转型是整个人才培养的转型,对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内提升办学层次。

  转型动力何在

  虽然已有178所本科高校响应号召加入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但距离600所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唤起这些院校的转型动力?有学者认为动力必须内生,崇尚水到渠成,有学者则寄希望于政府引导的外源动力,出台更多的政策刺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转型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现有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灵活了,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怎么发展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无需政府来告诉怎么转型。

  “用鞭子抽的转型和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同意储朝晖的观点,但他认为水到渠成和政府引导并不矛盾。从政府的角度有两种办法让大家去转型,一种办法是行政命令,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渠挖好,水到渠成,这个渠是政策之渠,政策面向所有本科院校,由学校自己来选择。

  “转型其实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张,它在基层、在学校是有呼应的,而且几年前就已开始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介绍说,一些省级政府已制定了富有改革精神的省级规划,成为了转型的外源动力,而一些本科院校也已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已启动转型。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即是一个已开始转型的案例。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学校目前正面临着转设为民办大学的问题,这也成为了学院转型的动力源之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刘枚谈到,学院已经看到本科生在就业时是如此不接地气,从事蓝领工作技术不行,从事管理工作也不适应,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单从解决学生就业来讲,学院也有着转型的紧迫感。

  政府之手挥向哪里

  此次高等教育版图重构,让不少教育界人士想到1999年的高校扩招。扩招15年后,当年的一些政策又被重提。

  “版图重构让我感到欣喜,但又有点酸溜溜。这说明我们当年的顶层设计就不科学。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我们的顶层设计就分成两个板块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回锅肉’的局面了。”俞仲文认为,需要反思当年高校扩招的政策,不要再把这次调整仅当作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和权宜之计,而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

  转型过程中政府该做些什么?政府的手该指挥向哪里?学者们有着一致的意见,都认为政府需要制定转型发展方案、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这一过程须考虑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避免“一刀切”。俞仲文提出,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教的政策,支持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他还建议,在方案中可以写入“让优秀的高职院校校长担任本科院校校长”,以加速转型。

  但在政府是否该利用经济杠杆来撬动转型,学者们却形成了两种意见。

  俞仲文认为,要让转型的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可以考虑有一笔经费,转型高校才可以申请。查建中则希望政府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经济杠杆,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本以及学校对职场和国家经济的贡献率来拨款。

  储朝晖则有些担忧,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转型了就多给招生指标,转型了就多给项目,“在现有体制下这样办事最方便,最能够短期见效。但你多给我指标我就转,这是被动的转,而不是市场主导的,或者是自主的转。职教的病根在管理,政府老是把职业学校抱在怀里,求得照顾。因此首要的是改变这个体制,让职业学校能够自主发展,离开政府的怀抱也能够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讲其他的都没有用。”

  余祖光比较乐观,近期他参与了几次高校设置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在逐步放权,工作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有着很浓的市场经济味道,这一点是我们转型的钥匙。”(记者 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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