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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讲坛]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

www.jyb.cn 2014年11月17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访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

 

  邬大光(1957.10—),博士,教授,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厦门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组长等职。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曾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曾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获得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

  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是一个时代话题,也是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对这个话题的审视和研究,专家们多是从宏观特别是套用宏观政治理论来诠释,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抽象、落地不足,有些概念或观点有些牵强,甚至与实际相差甚远。最近,研读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关于“中外高等教育的反差”的学术报告,大开眼界。他从现象学、比较教育学的视角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进行了详细解读,令人叹服。近日,记者带着“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这一命题,专访了邬大光教授。

  为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记者: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我国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100多年来,我国效仿了多国高等教育模式,什么日本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等。遗憾的是,这些模式不能说没作用,但似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国外高等教育到中国来会“水土不服”?

  邬大光:学习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应该提倡。但是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搞清楚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状况,特别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改革思路与实践直接瞄准了西方,尤其是欧美高等教育成为许多研究者和管理者参照的对象。言必谈美国,改必以欧美为参照,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范式,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给高等教育改革开出“药方”。但是,这些药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不够明显,而且有待实践检验。

  从西方寻找参照系,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最为容易和简单的做法。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根植于本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土壤,这些“特殊土壤”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其发展道路选择中,难以从西方经验中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西方的经验只有局部的借鉴意义。不难发现,某些在西方看似很好的做法,当试图借鉴到我国操作层面时,就会显得“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十分重要。而这“背后的影响因素”,说到底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倘若认识不清这两个概念,肯定会出现东施效颦或者左顾右盼的现象。

  作为遗传因子的西方大学模式(理念和制度等),仍然是后发国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标杆。然而,受不同的时空和环境影响,大学的办学模式在不同国家必然会产生调适和变异,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模仿、学习西方的时期,但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阶段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勾勒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后发追赶模式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特征;而特殊性更多地从空间地域的角度,体现了我国基于国情的办学实践,有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和路径选择。

  记者:您在“中外高等教育的反差”学术报告中,谈到“大学产权问题”、“就业问题”、“教学文化问题”等。正如您所说的“有的属于反差,有的属于缺失,有的属于错位。例如,大学产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化问题,教学文化在我国是一个缺失问题,协同创新是一个错位问题”。

  邬大光:此类问题很多。这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其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和表现形式以及根源都有别西方大学的发展逻辑,这些反差、缺失、错位等现象,从表现形式上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既有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表述,也有不一样的问题相同的表述;还有同样的问题,由于发展阶段不同,问题表现的形式不同,解决的路径大相径庭。可见,这些现象背后所遮蔽的要素和原因,其深度和广度都已经超出了原有高等教育理论的范畴。

  而从对这些反差产生的原因来看,也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因素。有些反差是由于政治与高等教育关联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有些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多元要求所造成的,有的属于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搞不清楚这些问题,就可能把西方成熟阶段的高等教育经验嫁接到我们尚不成熟且文化传统有本质差异的高等教育体系上,造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排异反应。

  从阶段性方面看,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生成规律,从初创到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同一国家与地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高等教育发展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在不同的国度,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昨天遇到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遇到,也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他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将来遇到的问题。在实践中,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往往被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或数量特征所遮蔽。我们应该清楚,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造就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发展中”到“发达”阶段的过渡需要一个漫长过程,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将导致高等教育中很多的政策或举措都带有短暂性,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充满着多种选择性,高等教育实践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这些方面,只有通过对这些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把握高等教育阶段的特殊矛盾,才可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从特殊性方面看,由于所处制度环境不同,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既是高等教育普遍性在特定国家地理、历史与现实背景下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的真实体现。从抽象意义而言,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积极的特殊性,即在尊重高等教育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出具有生命力,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发展模式。二是消极的特殊性,即受制于某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约束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影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普遍性或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性,阻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做法。

  事实上,在实践过程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检验,更多时侯,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常常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性,可以称之为“折中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发展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但对这种规律的把握需要“接地气”,找到与本土的特殊实践问题对接的方法。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突出那些积极的特殊性,消除那些消极的特殊性,并在发展中逐渐克服由于阶段性所导致的某些特殊问题。

  必须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是由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带来的,远远超出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解释框架,照搬西方和即插即用的可能性不存在,需要一个本土化创造的过程。因此,基于西方文化和办学实践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我国来说只能是“抽象的继承”。更为根本的是,如何从本土的实践出发,以国际视野、未来发展的取向来研究、解决上述带有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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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周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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