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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的“实验室”

www.jyb.cn 2016年10月11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寻找自己的“实验室”

  帮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实验室”,感受这样的幸福——“人”以此成为“人”,甚至是比原来更好的“人”,即找到自己,进而超越自己,无疑应当成为教育的一个本质性目标。

  “做研究并不容易,但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几天前,接到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坦陈没想到,“我很惊讶,当时我还在我的实验室”。

  对于大隅良典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实验室想必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因此才会出现如此有趣的一幕。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各异,但幸福无疑应包含着天赋得到发挥,从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巨大的精神愉悦。来自伊朗、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也是如此。她于2014年8月获得了被视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作为首次荣获此奖的女性,米尔扎哈尼表示:“最激动人心的,总是找寻到新知识的那一刻,这就像站在群山之巅,一览众山。”

  领略过科学的迷人风景之后,世俗的名利对这些科学家来说,已不具吸引力。他们最看重的,是在工作过程中享受到的愉快。从这种角度看,帮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实验室”,感受这样的幸福——“人”以此成为“人”,甚至是比原来更好的“人”,即找到自己,进而超越自己,无疑应当成为教育的一个本质性目标。而对于自我尚处于蒙昧中的少年,为其提供在不同领域中比较尝试、认识自我的空间、机会,就变得尤为重要。

  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学校教育别给学生施加太大的压力,将其作息时间安排到以分秒计。实际上,给孩子留出闲暇,让学生有时间思考并发展兴趣,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实验室”的前提。南开大学朱富海教授回忆自己在南京师大附中的求学经历时表示,每天只有六节课,除了应付各门功课,还有余力和余暇接触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他确认了自己对数学的热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工作后,有一次坐火车,朱富海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便拿出纸笔在车厢里“玩”。“玩”打发了火车上的无聊时光,也“玩”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他的一篇论文在嘈杂的车厢中已具雏形。

  客观而言,如今的教育环境不进反退,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实验室”可谓艰难。一些名校早晨五点多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排了满满的日程表,已经摧毁了学生们学习的热情。但是,意识到困难,并非等于不作为,当务之急就是给上紧发条的学生松松绑,给满负荷运转的学校解解压。例如,留给学生读书的时间,在学校或班级多辟一些图书角,或者干脆把图书馆里的书搬到教室,让师生与经典书籍零距离。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所基层中学工作,学校藏书不多,他就把自己的书带到学校,设了一个小小的阅览室,每周用一节课让学生自由阅读。阅览室对所有人开放,渐渐吸引了一群爱书人。

  不止于设立阅览室,课堂上教师原谅学生偶尔开个小差,允许学生想一些自己的问题;课余时间,老师少留一些作业,或者当学生有某种想法时,帮助分析并及时鼓励,帮一把送一程,就是在帮助学生建造自己的“实验室”。此种做法的背后是对教育本质的真正回归,是真正成就人,让学生成为其自己。而且,不同学科的老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帮学生找到自己的“实验室”,就像钱理群教授倡导体制困局内的“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如果在一个班级里,老师用自己的“权力”,创造条件让学生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影响了三五个学生,积累下来,就会影响上百个学生;这个学生还会影响别的学生、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后还会这样去教育他的孩子;还有许多老师和你一样做,就会影响上百万、上千万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这样的“静悄悄的变革”中,老师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实验室”,增加了生命的重量。(作者周春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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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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