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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人的精神殿堂:我与相辉堂的故事

www.jyb.cn 2016年12月13日   来源:光明日报

复旦人的精神殿堂

——我与相辉堂的故事

  开栏的话

  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岁月更替,物是人非,老建筑留守原地,代表时光讲述过往。

  中国大学里有一些老建筑,它们领略过近代西学的熏陶,抵抗过战争岁月烽火的纷扰,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跨越腾飞……屹立在校园中的老建筑,代表着时代的精粹和沉淀,凝聚着一代代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气质。每个老建筑里,都有传奇的名人与故事,它们是大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大学宝贵的校史育人资源。

  即日起,本报与复旦大学联合推出“大学老建筑的故事”——掀开历史风尘,探寻尘封在大学老建筑里的记忆;描述现实图景,探寻老建筑里绵延不断的大学精神,旨在拂去校园的浮躁之气、激荡校园的向上之心、滋养校园的核心价值、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同时,“大学老建筑的故事”之复旦大学也于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鼓励复旦大学师生与校友积极参与投票,共同书写自己与学校老建筑的难忘瞬间。光明日报教育部官方微信“光明微教育(gmweijiaoyu)”提供网络投票入口,点击关注“光明微教育”可获得活动详情。

  1985年5月27日,正逢复旦80年周年校庆,作为历史系大一(下)学生的我,和同学一起在教室里收听相辉堂庆典的实况转播。大会结束时,我和一位同学跑到相辉堂看热闹。在相辉堂东门口,我们正好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位戴墨镜、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历史系知名教授周谷城先生。我抬头一看,前些时候刚制作的大红色“相辉堂”堂额,便是他题写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相辉堂这个名字是啥意思,旁边一位学长告诉我,“相辉”二字取自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老校长李登辉两人的名字。

  2007年11月24日,我第一次应邀在相辉堂为复旦大学党校第六期预备党员培训班640余名学员讲《复旦历史上的共产党人》,我从相辉堂的历史讲起,谈到李登辉校长1947年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里,勉励毕业生发扬“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情怀。因我在宣传部和档案馆工作的缘故,我从2007年至今的10年间,已先后为复旦新生、新进教职员工等18800人次宣讲复旦校史和精神。我在讲课当中,都会向大家讲述在相辉堂曾经发生的重要事件。

  自1947年初夏在废墟中拔地而起,相辉堂便与复旦的成长风雨同路。如今,相辉堂已是复旦校园中一抹不可或缺的风景,它不但是国内外重要宾客的演讲场所,是复旦学生活动的重要基地,更是深藏于每一位复旦人记忆深处的精神殿堂。

  光影志

  我在复旦读书时,对相辉堂的记忆主要是看电影。那时复旦中文系、外文系师生利用自身优势,经常搜集一些内部电影或外国电影放映。

  1988年1月25日傍晚,校学生会的一位同学去上海电影招待所接《最后的疯狂》导演周晓文,时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的中文系84级学生毛德良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接《红高粱》导演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第一次导演的电影,当时全国还未正式排片,想先通过内部放映听听观众反响,于是他选择了复旦大学。那晚,两场电影在相辉堂先后放映。那天,剃着平头的张艺谋,身上裹一件草绿色军大衣,脚上穿着一双“765”皮鞋(当时上海人形容穿七块六毛五分的皮鞋的简称)。放映时,坐在贵宾接待室里的张艺谋不时起身,穿过接待室与相辉堂的连廊,悄悄透过银幕或绕道后台,观察观众们的反应。两场电影放映结束后,主办方请周晓文和张艺谋上台与观众对话。那天学生们对《红高粱》反响强烈,提问的特别多,令张艺谋兴奋不已。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试映成功,随后在全国正式放映。

  4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相辉堂正式放映,票价两毛五分,因观众反响强烈,学校放映组又安排在5月6日放四场。翌日因为是周六,放映组特地安排了五场,最后一场放映开始竟已是21:30。

  史事录

  2014年6月,学校召开复旦大学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上校友会领导介绍为建校110周年特别推出的校友年度捐赠项目,其中就有相辉堂座位捐赠,每个座位11000元。这时,我忽然想到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到相辉堂演讲时,关于台下就座的一份座位表。我赶紧回到档案馆,找到并复印了那张座位表,返回会场,主动提出要宣讲里根在相辉堂演讲以及这张座位表背后的历史。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计划4月30日到复旦大学访问并演讲。鉴于里根1981年曾有被刺杀经历,美国当局为了从安全角度出发,里根的演讲台(实际上是一个防弹装置)也特地从美国空运过来。而复旦不同意让有美国标志的演讲台在相辉堂上展示,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特地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直接套在里根的演讲台的外面,而且因为当天直播,所以演讲台正前方的镶嵌着用篆书与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复旦”圆形标志就传播到全世界,也开启了中美民间人文外交的新篇章。那时,所有听讲者名字一一落实到每个座位上,所以留下了一份《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从表上看到,除安保人员外,其他690个座位全是复旦师生。当我随意报出当年80级到83级的听讲学生的名字时,场面一时热闹起来,对于这690位复旦师生来说,按相辉堂里的座位“图”索骥,相当于让他们拾起复旦校园里的记忆。

  传承地

  1988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档案馆从事校史编写工作,两年后又去读研究生,在相辉堂经历了两次开学和毕业典礼。1997年,我从历史系抽调到文科科研处,从事科研管理工作7年左右。每年的三四月份,我都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向文科各院系发通知,征集校庆科学报告会论文,然后将论文目录汇编成册,在五月份校庆前发到各院系。

  校庆时举办科学报告会是复旦一个学术传统。1954年5月27日,在登辉堂(相辉堂前身)举行了建校49周年庆祝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陈望道校长在大会上致辞,提出“校庆种种活动,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此后11次复旦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都在登辉堂举行,直到“文革”期间被迫中断。1978年重新恢复举行第12次校庆科学报告会。

  了解到这个传统后,我有意识地开始搜集自1980年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目录,到今年正好是复旦大学建校111周年暨第50届科研报告会。上个月,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同志来到她的母系——新闻学院调研,她与学院18位教授、班子成员座谈交流时,还深情地回忆她当年写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被推荐到系里的科学报告会上宣读。事后,我找出1983年的《第十七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目录》,果然在第13页有“《数理分析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焦扬(学生)”记载。(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级学生、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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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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