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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www.jyb.cn 2016年12月30日   来源:现代教育报

如何提高现代教育治理能力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当下,从政府放权、民智参与、教育创新等不同的视角来综合探讨,更显得意义深远。近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上,多位知名专家就现代教育治理体系进行了探讨。本期“校长圆桌”,5位教育大咖将为您做相关分享。

教育治理须汲取民间智慧

朱永新: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民主、法制,以治理的民主化激活教育主体创造性,以教育治理的法制化规范教育秩序。中国教育政策制定要走这样的路线,形成一个问计于民的教育决策传统。对此,我们曾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加强国家的教育数据库建设,因为决策的基础是数据,现在很多数据统计口径不一样,没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建设统一数据库,既防止数据造假,防止教育信息不对称,也能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可靠教育数据,为行政部门、社会公众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一个一致对称信息。

第二,加强教育决策支持机构建设。智囊系统是决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全过程参与,这不是最好的教育决策系统,也不算效率最高的路线。一个国家决策系统咨询机构应该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自己班子决策咨询机构;第二类是由政府任命,委托招标,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教育咨询委员会,在政府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第三类是民办机构,由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主动承担起社会使命、社会责任感,这类机构很重要。

第三,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听证制度,教育政策出台必须听取广大民众声音、利益诉求,特别是政策直接相关利益群体意愿和需求,并且做出适宜调整,避免该项政策对社会、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和冲击,必要情况下可以通过媒体广泛征求意见。

希望能够在教育决策过程当中,更多地听听民间的声音,汲取民间的智慧,因为民间的智慧是源头活水。

从三个维度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徐辉: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涉及到三个维度,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学校治理。我想从这三个维度里面,每个维度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

国家治理除了行政、法制力量之外还有监督体系,国家层面上监督体系很重要,督学包括其他教育外的监督力量非常关键。但是现在坦率地讲,体制优势要进一步怎么发挥好,这个大问题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的体制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多大的能力来办大事,这在客观上常常受到财力、资源的限制。

社会治理里面的关键性问题也很多,像社会投入问题,终身学习问题,履行民意问题等。怎么形成终身学习环境和体制机制优势?怎么把人口负担转变人口资源优势?这都是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个挑战。

此外,学校治理也有很多挑战,除了依法办学、多元评价、模式创新等,中国学校最大不足就是自主办学权不够。

因此,要发挥体制优势,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改善社会环境,增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社会动力。依法自主办学,增强学校适应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活力和能力。

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高西庆: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到底是通识教育还是工具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和工具教育之间没有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区别。工具教育把人当成螺丝钉,通识教育把人当成人。

从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来看,一方面社会整体运转需要各种各样的螺丝钉“工具”,另一方面我们要以通识教育的方式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教育?我觉得还需要在特定环境里进行思考。

当前,美国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教育形式似乎比较受人尊崇,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一流大学的课程安排、设置路径依赖(惯性)非常严重,新老课程的更替要经过很多斗争。但在中国的昆山杜克大学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设计了自己的课程,在美国这根本实现不了,这一点令美国人非常羡慕,他们觉得中国高校的这一点值得学习。

孔子说“有教无类”,同时要因材施教。但因为客观条件所限,目前还无法真正做到。我们需要用大数据的方式关注到每个人的不同,不能再用“鸽子笼”方式教育学生,幸运的是今天中学、大学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走。

我们今天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还不够,很多孩子到国外上大学都会遇到“玻璃天花板”,有些成绩好的孩子并没有受过批判性思维训练,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来。可是美国从幼儿园时期就培养孩子提问的习惯和能力,上学后他们会看一些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琢磨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因此上大学出来找工作很正常,但中国的本科生毕业还要读研究生,才能找到好工作,这是对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浪费。

办可选择的教育 尊重学生选择权

袁振国:我们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现代治理体系,就是要办可选择的教育。办可选择的学校就是为人的个性多样性创造条件,进而实现社会和人的充分发展。好教育就是能够为不同人提供适合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办可选择的教育。

可选择是一种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要有权利同时也要有规则,有了规则才能让人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自己权利。规则怎么制定需要有方法,我觉得商界有一个最成功的案例,那就是超市。超市不仅是一种供需之间的完美配合,而且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是一个尊重人格的一种销售方式。

想进哪所大学学生有自己的选择权,但是能不能上取决于规定规则下的能力。现在要让学校有选择,首先要让学校丰富多样,要让每种学校都有自主的办学空间,都有平等的发展空间。没有办学自主权,就无法让每个人去选择所喜欢的学校,更何谈选择权?

学习内容最主要的体现者是专业或学科,上大学后很多学生都搞不清楚要学什么,所学专业到底能干什么,学了一段后便产生转专业的想法,但是学什么内容、是否感兴趣,这些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大大拓宽了课程的选择性的空间。现在我们强调国家课程也要校本化,国家课程也要个性化,这样多种选择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否则,一个老师本事再大,也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网络化、大数据分析、云技术还有终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和空间,未来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提供各种选择。

省管学区给地方更多自主权

项贤明:随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我们对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社会需求及教育发展本身来看,都需要我们在教育管理上进行“分权”——我认为教育管理要以省为主,以县为单位实施学区化管理。

现在,基础教育基本上是以县为办学主体,县级政府担当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如果将教育部的权力和责任适当下放到各省,教育部就可集中精力管好规划、执法两件事。

教育管辖权放到省之后,至少省级部门解决均衡问题更容易一些。中央拨付的资金到省里之后,有利于政府发挥资金的调配作用,也有利于我们现在搞课改。因为在发达地区课程可以选择,在偏远农村地区甚至连基本的课程都开不出来,更没有能力开发自己的课程。如果把管理权放在省一级,通过省属教研部门、高校,就可以有能力做这个事。以省为主开发地方特色,有利于各地把自己的教育更与地域文化发展结合起来。

为什么下设学区由省来管县?省政府直接面对学区,摆脱了县政府的影响,更有利于均衡统筹,此外当我们摆脱县域概念之后,可以按照人口分布,来进行学区划分,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就近入学,尤其是在县域交界地带。此外,教师当以省为准统一调配,去城里还是乡村由省里说了算,更有利于教师的合理流动。

推进管办分离,扩大省政府的统筹权,就是把教育部的权分到省里,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负责人,进而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层层的权力下放很有必要,不必有太大顾虑。

□文/摄 本报记者 赵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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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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