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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是“院仕”,一种必然的结局

www.jyb.cn 2009年12月1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被视为科学界最高荣誉的两院院士,现在看来,由于过多的院士还担当着各自学术单位的行政职务,因而称当下的两院院士为“院仕”,一点也不为过。

  实际上,当过多的拥有学术成就的学者们担当起行政职务,或者说,许多只有行政职务的官员通过仕而优则学的路径,担当起院士这一荣誉时,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已经在行政化至上的影响下,被异化。而在学术成就与为官之道的相互作用之下,院士与院仕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官与学者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才是最令人担忧之事。

  为什么学者必须挂上行政头衔?这里面,既有学术单位利益的纠结,也有个人在名与利之间的通吃与双赢,更有顾海兵先生所说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互利互惠。如是的评选院士的制度设计,则必然导致院士与院仕的互相重叠,而官学不分,则正是某些企图借此混水摸鱼者所希望看到的。

  如是看来,官本位真是个难以清除的大毒瘤,其存在于中国学术界由来已久,长时间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单位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学术时间的牺牲为代价,换来行政职务之后的诸多权力。而在学术单位之中,行政上的权力,则意味着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可以唾手而得的利益,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学术单位的走势与方向。

  因此,既出现学术上有所成就者千方百计要去担当行政职务,同时那些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任何造诣的官员也通过权力的通吃,为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谋得一席之地。学术与行政的纠结不清,使得中国的科研单位与学术单位的走向也变得异常混乱。八成院士是“院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科学领域中,行政的权力依然远远高于学术权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学界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认识到这一个无情而又冷酷的事实,还有谁会主动去与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对抗呢?既然在学术与行政之间存在着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从属关系,那么,与其无力地抵抗,还不如随大流。

  在如是的整体背景之下,就算有再多的院士成为“院仕”,也不会令人更加惊奇。只不过,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总是呈现出时空交错般的混乱时,学术价值只能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从属,这才是真正可悲之处。(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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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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