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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多为农村大学生”很可能误导社会判断

www.jyb.cn 2015年06月1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

  近10年来,陕西、河南等5地已发生了至少9起高考(课程)替考事件,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据统计,枪手多为高校生,其中困难学生、农村学生居多。去 年河南杞县替考案中,枪手由牵线人从高校选出,多为农村大学生。(6月10日法制晚报)

  “枪手多为农村大学生”成了高考舞弊案的舆论关注点,农村学生仿佛成了罪过的代名词。这种 “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二分法,在笔者看来,如果不加以理性分析研判,很可能会对舆论造成误导,对农村学生群体造成伤害。

  进一步说,“近10年高考舞弊案:枪手多为农村大学生”有污名化农村大学生的嫌疑。我们不能用有色眼镜定义某些群体,而是要从制度防范的立场来审视高考舞弊案。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污名现象层出不穷,有些是刻意制造,有些是无心而为,但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家戈夫曼最早提出污名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污名化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贴带有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污名化的人会丧失许多生活机会,难以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农村学生来说,本就在社会分层和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贫穷、缺少法治意识几乎 成了他们的标签,而在本则新闻中,无论是“多为农村学生”的定性,还是“多数家庭较为困难”的描述,都有意无意制造了一种假象和暗示:农村学生、贫困者更容易充当“枪手”。

  客观地说,迫于经济的压力和生活的无奈,农村学生的确更有可去充当“枪手”。但笔者认为,高考舞弊案、替考案的发生,从根上讲,与制度有关,是制度漏洞和防范不到位的问题,是制度执行环节出现漏洞,不是某个人是否充当枪手的问题。简单地弄出不负责任的结论,很可能误导社会判断,也不利于提升制度的严密性和周延性。

  “对参与替考等违纪舞弊的高校在校大学生,一律按规定开除学籍。对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和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考试工作人员,坚决依法依规从严处理”的刚性规定当然需要,然而,更要反思的是,舞弊的根源是什么?高考制度的空子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所有的高考规定是不是落到了实处?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个体责任问题?

  高考的公平公正如何得到根本保证?基于理性人的观点,选择高考舞弊的人,在舞弊行为发生前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舞弊行为的出现就是精心盘算的结果。进一步说,惟有从各个环节消除高考制度的漏洞,使作弊者无机可乘,才是上策。专家也指出,要通过作为源头的报名环节就开始严格监管,通过指纹识别等新科技的应用最大限度地压缩不法分子的替考空间。也就是说,将高考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律明确高考功能,规范学校招生与录取工作,严惩各种作弊行为,规范高考秩序,才是高考制度价值的根本所在。这无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比抛出“农村学生枪手多”的论调要好。

  高考舞弊的职业化趋势以及“内外勾结”、“一条龙服务”等特点,足以说明,“近10年高考舞弊案:枪手多为农村大学生”的结论是个陷阱。面对“枪手多为农村学生”的草率,要进行制度救赎而非情绪化的污名。(朱四倍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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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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