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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妇杨改兰悲剧的社会学思考

www.jyb.cn 2016年09月14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自杀惨剧,不妨和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惨剧,放在一起看。

  在庞杂的头绪中寻找原因,很难。是贫穷,是绝望,还是家人的矛盾,外人的冷眼?

  究其根源,是虚无。

  物质的虚无,精神的虚无,以及由此造成的与世界的“失联”。

  人的出生并非自愿。那么出生后,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呆下去?是什么维系着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人在具备自觉能力之后,仍然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建立各种联系。

  在个人尚不具备主动建立联系能力的时候,由他人建立。即由父母的关爱,他人的注视。在拥有自立能力之后,是由自己主动建立。

  “你为什么生我?”“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反问,处处体现发问者对这种联系的反思。

  显然,无论是毕节留守儿童,还是身为人母的杨改兰,这种联系,都是非常失败的。

  各种联系的失败,使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无之中。这种虚无,常常使他们下意识地思考活着有什么意思。于是,死亡,成为他们潜意识中最具吸引力的事。

  当然,也有一种人,拥有强大的内心,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些人多成为隐士或世外高人。然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必须依赖外界力量,即与世界建立的联系,来支撑自己的世界。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则必然导致个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塌陷。

  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被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父母和家族给予的爱,并不足以支撑起生命所必须应对的诸多问题,即父母和亲人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建立与这个世界强有力的联系。家庭贫困,身份卑微,没有地位,使得他人不会主动与其建立联系。社会人必须通过一些联系,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的自在地生存。个体在具有自主能力之后,会多方尝试与他人建立这种联系,以求证自己的生存意义。但由于他们力量过于微弱,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与他人联系的能动性。而被动的联系,也因为种种原因断裂。

  毕节的儿童,连父母都很少来看他们。杨改兰的电话联系人只有三个。杨改兰把孩子和自己看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外界是失联状态的。先天的联系既已失效,后天的联系没能建立,人生就落入虚无。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与否,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

  当一次次主动联系的微弱努力被忽视,被歧视,消沉、沉默,排斥他人,拒绝联系,就成了他们最后表达自尊的语言。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自尊心受到极度伤害后,会自闭、自残,恨自己,自我伤害。力量强大,个性倔强的人,其自尊心倾向于突破自我,向外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严重地伤害他人。而力量微弱,个性柔弱的人,则会把心中的剑挥向自己。

  无论是杨改兰还是毕节儿童,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生存状态:家境贫困;孤立,少与人联系;没有什么娱乐,精神苍白,身心无力。杨改兰基本没出过远门,临死前表示不把孩子给老人留下,还对老人说“拉到十八岁也是嫁人,拉了也是白拉”。一个“白”字,可见杨改兰内心的悲凉:做什么也是“白”。白白的,即虚枉的,无用的。生命既然被如此定义,存在与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主动消失的时候,还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

  精神的虚无,与物质的虚无,有一定关联。在一个纯朴的乡村,一般情况下,对于物质富足的人,人们会主动拉关系,哪怕是多说上几句话。所谓“穷人闹市无人问,皇帝深山有远亲”,也可为此作注脚。这不只是因为攀附,而是人性对有活力、有希望的存在状态的向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使他物质贫困,但他个性开朗活泼,乐于与他人保持联系,即待人主动热情,很阳光,则还是不会受人嫌弃的。当然,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人,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需要有很顽强的心性。这种顽强,少有天生,多是出于教化,所谓“君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者,“君子固穷”,再走投无路也能保持本真,不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可惜,一般来说,物质极度贫乏的地区,社会的教化水平也是低下的。

  杨改兰没上过学,毕节儿童不愿意上学。

  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导致更严重的物质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的极端,即是虚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虚无状态。由于精神虚空,即使物质并不十分贫乏,他们也无心关注。因为,他们被困在贫乏虚无的内心世界里,看不到外界的变化,甚至会忽略掉他人主动表示的善意。

  杨改兰很像鲁迅虚构的人物——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嫂,是处处以自己的力量竭力抗争,她的内心有强烈的趋光性。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脸色变好,以及嫁给贺老六后,生活变好,就是明证。鲁迅正是用这样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却还是被生生害死的女人,来控诉那个社会。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往弱者身上踩一脚的社会,有的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如鲁四老爷),有的是为从他人身上榨取利益(如小叔子和婆婆以及卫老婆子),有的是以他人的弱小来衬托自己的强大(如柳妈,她的“地狱说”,是为显示自己博学多识,在大户人家做工有见识。这是弱者想表示自己强大,以区别于弱者的低级方式。可怜祥林嫂连这点都没有。)

  而杨改兰和毕节儿童,由于原生家庭本来就弱,他们个性中缺乏强硬的因子。在一个熟人社会,由于人人相识,一个人很难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也许杨改兰出去打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一是她打开了生活的局面,能够与更多的人更丰富的社会场景产生联系;二是她会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而改善个人的精神状态。祥林嫂拼了命地跑出来,也是同样意义的“出走”,即寻找更多的可能,与他人与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

  人的出走本质上是寻找更多的可能,以加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稳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可惜,这种迈出,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要么身心强健,要么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帮助(外面打工的亲戚朋友拉上一把,把老家的亲戚给带出去),毕节儿童没有能力迈出这一步,杨改兰也没能迈出。

  杨改兰的悲剧,以后还有可能发生。毕节儿童的悲剧同样。这不仅仅是由于生活困厄,还可能有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相对充裕的幸运的人,尤其是政府,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即帮助他们,扶物质之贫,更要扶精神之贫困。扶物质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精神空虚;扶精神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物质匮乏。

  当我们有能力与这个世界建立更为稳固的联系时,请主动一些,和那些失去这一能力的人,建立联系。

  请,向他们伸出援手。

  (作者胡爱萍,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4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自杀惨剧,不妨和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惨剧,放在一起看。在庞杂的头绪中寻找原因,很难。是贫穷,是绝望,还是家人的矛盾,外人的冷眼?究其根源,是虚无。物质的虚无,精神的虚无,以及由此造成的与世界的“失联”。人的出生并非自愿。那么出生后,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呆下去?是什么维系着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人在具备自觉能力之后,仍然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建立各种联系。在个人尚不具备主动建立联系能力的时候,由他人建立。即由父母的关爱,他人的注视。在拥有自立能力之后,是由自己主动建立。“你为什么生我?”“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反问,处处体现发问者对这种联系的反思。显然,无论是毕节留守儿童,还是身为人母的杨改兰,这种联系,都是非常失败的。各种联系的失败,使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无之中。这种虚无,常常使他们下意识地思考活着有什么意思。于是,死亡,成为他们潜意识中最具吸引力的事。当然,也有一种人,拥有强大的内心,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些人多成为隐士或世外高人。然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必须依赖外界力量,即与世界建立的联系,来支撑自己的世界。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则必然导致个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塌陷。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被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父母和家族给予的爱,并不足以支撑起生命所必须应对的诸多问题,即父母和亲人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建立与这个世界强有力的联系。家庭贫困,身份卑微,没有地位,使得他人不会主动与其建立联系。社会人必须通过一些联系,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的自在地生存。个体在具有自主能力之后,会多方尝试与他人建立这种联系,以求证自己的生存意义。但由于他们力量过于微弱,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与他人联系的能动性。而被动的联系,也因为种种原因断裂。毕节的儿童,连父母都很少来看他们。杨改兰的电话联系人只有三个。杨改兰把孩子和自己看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外界是失联状态的。先天的联系既已失效,后天的联系没能建立,人生就落入虚无。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与否,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当一次次主动联系的微弱努力被忽视,被歧视,消沉、沉默,排斥他人,拒绝联系,就成了他们最后表达自尊的语言。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自尊心受到极度伤害后,会自闭、自残,恨自己,自我伤害。力量强大,个性倔强的人,其自尊心倾向于突破自我,向外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严重地伤害他人。而力量微弱,个性柔弱的人,则会把心中的剑挥向自己。无论是杨改兰还是毕节儿童,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生存状态:家境贫困;孤立,少与人联系;没有什么娱乐,精神苍白,身心无力。杨改兰基本没出过远门,临死前表示不把孩子给老人留下,还对老人说“拉到十八岁也是嫁人,拉了也是白拉”。一个“白”字,可见杨改兰内心的悲凉:做什么也是“白”。白白的,即虚枉的,无用的。生命既然被如此定义,存在与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主动消失的时候,还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精神的虚无,与物质的虚无,有一定关联。在一个纯朴的乡村,一般情况下,对于物质富足的人,人们会主动拉关系,哪怕是多说上几句话。所谓“穷人闹市无人问,皇帝深山有远亲”,也可为此作注脚。这不只是因为攀附,而是人性对有活力、有希望的存在状态的向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使他物质贫困,但他个性开朗活泼,乐于与他人保持联系,即待人主动热情,很阳光,则还是不会受人嫌弃的。当然,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人,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需要有很顽强的心性。这种顽强,少有天生,多是出于教化,所谓“君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者,“君子固穷”,再走投无路也能保持本真,不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可惜,一般来说,物质极度贫乏的地区,社会的教化水平也是低下的。杨改兰没上过学,毕节儿童不愿意上学。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导致更严重的物质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的极端,即是虚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虚无状态。由于精神虚空,即使物质并不十分贫乏,他们也无心关注。因为,他们被困在贫乏虚无的内心世界里,看不到外界的变化,甚至会忽略掉他人主动表示的善意。杨改兰很像鲁迅虚构的人物——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嫂,是处处以自己的力量竭力抗争,她的内心有强烈的趋光性。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脸色变好,以及嫁给贺老六后,生活变好,就是明证。鲁迅正是用这样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却还是被生生害死的女人,来控诉那个社会。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往弱者身上踩一脚的社会,有的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如鲁四老爷),有的是为从他人身上榨取利益(如小叔子和婆婆以及卫老婆子),有的是以他人的弱小来衬托自己的强大(如柳妈,她的“地狱说”,是为显示自己博学多识,在大户人家做工有见识。这是弱者想表示自己强大,以区别于弱者的低级方式。可怜祥林嫂连这点都没有。)而杨改兰和毕节儿童,由于原生家庭本来就弱,他们个性中缺乏强硬的因子。在一个熟人社会,由于人人相识,一个人很难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也许杨改兰出去打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一是她打开了生活的局面,能够与更多的人更丰富的社会场景产生联系;二是她会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而改善个人的精神状态。祥林嫂拼了命地跑出来,也是同样意义的“出走”,即寻找更多的可能,与他人与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人的出走本质上是寻找更多的可能,以加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稳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可惜,这种迈出,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要么身心强健,要么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帮助(外面打工的亲戚朋友拉上一把,把老家的亲戚给带出去),毕节儿童没有能力迈出这一步,杨改兰也没能迈出。杨改兰的悲剧,以后还有可能发生。毕节儿童的悲剧同样。这不仅仅是由于生活困厄,还可能有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相对充裕的幸运的人,尤其是政府,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即帮助他们,扶物质之贫,更要扶精神之贫困。扶物质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精神空虚;扶精神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物质匮乏。当我们有能力与这个世界建立更为稳固的联系时,请主动一些,和那些失去这一能力的人,建立联系。请,向他们伸出援手。(作者胡爱萍,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4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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