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广西报道组合影。赵秀红 供图
伸出我的脚，脚面比往年格外“黑白分明”，黑是裸露的脚面，白是被凉鞋带子盖住的地方，这是今年六月“边疆行”采访去广西一周留下的印记。由于对祖国南大门烈日的炙烤程度缺乏基本的认识，我冒失地只带了一双凉鞋。对于边境线上的教育现状及运行逻辑，感觉也类似，大脑一片空白，兴冲冲地就去了。防城港市、凭祥市是此行的目的地。
一个人物的真与“假”
我们广西组此行一个重点任务，是拍摄防城港市的退休教师黄永腾。在中国教育报此前的报道中，他以设计少先队员“护界碑”的活动而知名。按照策划，需拍摄“我在边疆当老师”融媒体作品，很自然地，黄永腾就被列入其中；很自然地，视频的重点是“护界碑”活动。
初见黄老师，个头不高，干瘦，头发茂密乌黑，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80岁的年龄要年轻一些。普通话不标准，有浓重的当地口音，随手提着一堆旧资料袋子，早早等着我们。以“护界碑”活动为轴心，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的拍摄步骤基本明晰。
黄老师家住在防城港市市区，而“护界碑”活动的学校在那良镇，两地距离八九十公里。以前年轻时，他常常骑个自行车就来了。后来长途车倒公交车，边境路况不好，也得折腾三四个小时。再后来年纪大了，又做了四次手术，地方上才开车接送他。
路上，我在想，是什么支撑一位退休教师20年中，在这条路上走了300多次？黄老师的回答很“红”很“正”，像他那个年代的人，我印象反而不深了，疑问似乎没有得到解答。
拍摄整整一天。同事在拍摄时，我默默地观察黄老师。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三个：其一，被误认为“山货老板”。这是黄老师路上闲聊讲起的故事。他每次去那良镇，带领少先队员“护界碑”，为了给学校减轻点负担，总是先在一家米粉店吃一碗粉再去学校。去的次数多了，隔壁理发摊老板就认识他了，有次搭话：“老板，你背个包，是来收山货的吗？”
“不是，我是退了休的老师。”
“现在收山货很赚哦。”
“我也有赚啊。”
“你赚了什么？”
“我来搞活动，教育了那么多孩子。”
其二，一个小动作。六月的广西，太阳底下站个5分钟，人感觉就要冒烟了。随行的甲世宝老师，跟随黄老师做少先队活动已经20多年，比较了解他的身体状况，递来一瓶矿泉水。当时，所有的拍摄人员中场休息，镜头收起来了。
这个时候，黄老师的一个小动作打动了我。这位80岁的老人拧开瓶盖，自己却没有喝，而是让孩子们仰起头，由他高举瓶子，给每个孩子嘴里倒一点儿水。一排孩子一起仰头，跟张嘴求食的雏鸟一样。瓶里的水流，在骄阳照射下，格外晶莹，又被咕咚咽下，场面甚是动人。
其实，孩子们随后也会每人分到水，只是黄老师下意识地先考虑到了孩子。我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他们说我，一讲少先队的事情，嗓门就大”。他是真的从心里爱孩子，爱少先队工作啊！要不，不会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
其三，最后的专访打动了在场的人。我很好奇，黄老师的家人对他退休后忙于少先队工作的态度。黄老师说，老伴这么多年一直很支持他，还帮着做教具。当初结婚时，黄老师就告诉她，自己是个“三无”人员，一无钱，二无权，三无时间帮忙家里做事情。“她不嫌弃我，能结合也是因为价值观一样嘛。”
也许是一整天的接触多了，黄老师跟我们聊了很多。譬如，他讲到刚开始在边境当老师的“怕”。他做教师的第一所小学，在一座破庙里，条件非常艰苦。第一个寒假，学生、老师都大包小包地回家了，只留下他一个人。边境线上，曾经的硝烟让人胆战，尤其是夜晚，有点儿窸窸窣窣的声音都会让人忍不住乱想，黄老师用木板顶住竹篱笆做的房门，在四面通风的破庙里瞪着眼睛，对着一盏孤灯，连饭都吃不上，惊恐万分地熬过第一个晚上。连续十几天，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春节时，外面传来鞭炮声、杀鸡声，而黄永腾孑然一身，倍感孤单凄凉。
最后，黄老师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自己的人生。一个承诺，他向组织承诺过，在边境当一辈子老师，他觉得自己一生做到了一件事，特别幸运；喜欢两种工作：班主任和辅导员；先后换了三个学校，都尽力为学校做好事情；动了四次手术；退休后做“五老”。（编者注：“五老”即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的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和老模范组成的志愿者团队。）
这番话说完，在场的人都动容了。采访的结尾，黄老师才慢慢向我们打开了解他这个人的通道。
回到北京后，温习了所有采访素材，当我尝试用文字写黄老师时，感觉我好像并不了解他。一个夜晚，作为补充采访，我在电话里又跟黄老师聊了很久。这个老人不避讳自己父亲早逝的身世，不避讳他年轻时并不喜欢当老师，也讲到他对“承诺”的理解，更不敢接受别人形容他“有境界”。
这个朴实，特别热爱少先队工作的老头儿在我的眼里开始清晰起来，也让我非常后悔。之前，我们光忙着拍“护界碑”了，而“护界碑”只是他的一个作品而已。我们是多么地不了解他！尤其是跟他身边的老师、他的女儿聊过之后，我和我们组的其他同事有个共同的感受：好想重回广西，再去拍一次黄老师！
人，是复杂的动物。我做过中国教育报人物版的主编，知道在不同人的笔下，同样的人有可能有着不同的面貌。我看到的黄老师，真实得都有点“假”了！比如，他身上发生过一件事。
1994年，黄老师被诊断为恶性细胞肿瘤。拿到诊断书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想到无法与心爱的学生在一起，想到妻子，想到还没成年的女儿，心情极其沉重、内疚。
“躺在病床上挨日子没意思，不如趁着自己还能动，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本来应该做7次化疗，但做完第三次，他索性回家了，带着爽朗的笑声又回到了校园里。
回到学生中间的黄老师，身体神奇地一天天地恢复起来，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就这样度过了20多年。老是有人请教黄永腾有什么秘方，老人一遍遍诚恳地告诉对方，“孩子们的笑容就是我的特效药”，“我给了孩子们爱，孩子们也给了我深情，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这样的奇迹，好像耳熟，是吗？像电视剧里的情节，像一些典型人物里的常见段落。但是，就是这样的故事，真实地发生了，奇迹真实地眷顾了这个老人。真实得有点“假”，我无法解释其中的病理。
在广西拍视频时，黄老师曾经说了一句：“我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发给我工资，够吃够穿就行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老人说这番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黄老师农村老家有块宅基地，卖了20多万元，被他全部用于给农村教学点的小朋友买书、学习用品，给少先队辅导员买教学用具。
曾有记者问他：“你送给山区孩子这么多，共拿出多少钱？”
“没统计过。”
“为什么不统计？”
“从来没想过要统计。”
也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能理解黄老师最初在边境当老师的“怕”，我们能理解他和妻子相濡以沫的情感，我们能理解他得癌症后的内疚和悲痛，能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弱点和烟火气。但是，对于他的某些人生选择，我们产生了心理距离。也许，这正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吧。
有人说黄永腾“有境界”。
“什么？”当已经耳背的黄永腾听清楚这三个字，直往后躲：“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做普通的事。”
用“普通”形容自己，我想，黄老师也不愿意自己被奉为典型人物，他明明离孩子那么近！我们拍摄时，发现他有跟孩子交流的独特技巧，即使不熟悉，三五句话，也让孩子对他特别亲近；他自学成才，写的歌词、谱的曲子朗朗上口，孩子们都爱唱；他设计的少先队活动，老师们都说好操作、容易上手，还得过多项国家一等奖。
从十万大山走来，又走向大山，为了边境线上的孩子，黄永腾至今还在大山里行走着。这个朴实的老头儿，退休后做“五老”，成了他人生新的开始。
撤与不撤的争议
广西凭祥市，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正所谓“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是东盟”。
凭祥不大，土地面积650平方公里，只相当于1/34个南宁。最偏远的夏石镇，离市区也不过十来公里。
无论白天黑夜，友谊关出入境口岸总是人流如织，女商贩头上的尖斗笠、琳琅满目的东盟特产，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此行还有个重要任务，是拍摄一个国门学校的视频，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融媒体策划。按照我的理解，“国门学校”“边境”对于很多人来说，带有神秘色彩，是自带流量的。
出发前，经过多次沟通，我们跟当地确定了拍摄对象——凭祥市的一所小学。拍摄动用了航拍，素材也非常多元，教师周转房、寄宿生生活、食堂师傅的早间忙碌、教师上课等，但总觉得边境特色不够。
广西采访接近收尾时，还有半个下午的时间。我问当地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3公里的学校，全凭祥有多少所？”这位负责人答：“17所。”由于我们拍摄的那所学校距离边境线8公里，我们提出，能不能去那17所中的一所看看。
当我们踩着一座有点摇晃的铁桥，走到地处缓坡之上的隘口小学时，心目中的国门学校的样子出来了。边境元素自然有种动人的力量。
所谓“隘”，一般指狭隘的山口。隘口小学的名字就是因“隘”得名。学校位于友谊镇隘口村，夹在高耸的大青山和凤尾山之间，从任意一座山翻过去都是越南。
因地势特殊，隘口小学被当地人称为“葫芦嘴”。它距离中越边境不到1 公里，中法战争遗址——万人坟就在学校不远处。学校地处缓坡，背后是直通越南的南友高速，校门口脚底下不过两米远的地方，就是中越国际铁路，车辆反复碾过的轨面在阳光下光亮耀眼。
一头是越南河内，一头是中国北京，这条国际铁路几经沉浮，建后又拆、拆后复建、停而复开，两国官员多次乘着它，往返两国，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它也见证着中越两国关系的不断演变。
在我们前往隘口小学的途中，一趟开往越南河内的“中欧班列”拖着蓝色车厢，缓慢沉重地从这条铁路上驶过。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这条历尽沧桑的铁路又在助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凭祥这个边境小城。
守在中越铁路边上的隘口小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学校。隘口小学辖区内有8个自然屯，村民多为辖区边民，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的边民开始到凭祥市区以及南宁等城市买房定居。
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广西报道组成员顶着烈日完成采访、拍摄任务。赵秀红 供图
隘口小学的校长钟绍智告诉我们，边民人口的减少导致学生数量锐减。再加上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条件差，学生和教师流失严重。去年，学校从完全小学改为教学点。
8个学生、两个老师，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师生。而辉煌时期，学校最多曾有过325个学生。
只剩下8个学生，方圆3公里还有另外两所小学，如果不是在边境，按照这样的情况，这个学校没必要保留了。凭祥市教育局副局长岑美英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跟我们说，按照国家学校布局的政策精神，这样的学校是应该被撤掉的，撤与不撤是有争议的。之所以没撤，是因为“一所学校就是一个哨所，一位村民就是一个哨兵”。学校在，哨所在；学校撤了，以后恢复就难了。对此，局里领导后来统一意见——不撤。没被撤掉的学校，隘口小学也不是唯一一所，其他边境线上0-3公里所有的学校（教学点）都被保留下来了。
当我们走进隘口小学唯一的班级，这个二年级的课堂上正在进行一节音乐直播课。我做教育新闻记者已经超过15 年，这个课堂还是让我有点儿意外。8 个学生，每个学生面前竖着一个20厘米见方的纸牌，硕大的字体写着他们的名字：陆佳豪、蒙夏卺、甘芝秋、常凌、许德朋、马家俊、李俊彬、严章桐。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采访本上记下这8个孩子的名字，空旷的教室，8个稚嫩的孩子，听着屏幕上凭祥一小的教师上课，本校教师则在现场辅助教学，硕大的字牌原来是为了方便直播老师点名提问时能看得清。这个画面很富有情感意味，坚持中带有一点点悲壮，却又那么朝气蓬勃。
当远程老师问：谁能模仿下大雨的声音？李俊彬拿着话筒，“腾腾腾”用自己的额头撞了几下课桌，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大笑，山村孩子的可爱质朴，让人忍俊不禁。
也许，“学校就是哨所”，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理解起来是一种概念化的东西。但是对于边境，对于边境的教育人，它是很实在很具体的，涉及这些学校的投入，涉及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直播课就是例子，2018年，凭祥市投入155万元，为17个边远教学点安装远程教学设施设备。哪怕给自己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这些可敬的教育人也在坚持。
我们临走时，钟绍智站在学校门口挥手送我们，脚下就是中越铁路，他和他的隘口小学，见证了祖国“铁路外交”的起伏，也将继续守望，在这个边境小城充当“国门的哨所”。
更好地理解边境教育
走在凭祥这个边境小城，生活的气息跟内地截然不同。
触手可及的古遗址、万人坟，身边往来的军人、黝黑的东南亚样貌的商贩，都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友谊关、法式楼、国道322终点，是游客必去景点。
凭祥教育局的同志带着我们造访友谊关，脚踩国道322终点，讲诉几十年里发生过的有关“国土寸土不可失”的故事，爱国的情感是自然生发的。
说实话，当初我们去采访边境教育时，是带有猎奇的心理。可是，对于边境教育的理解，我们能深入多少呢？
车行在凭祥市路上，尤其是中越边境附近的柏油路，看起来平整，但是车跑起来，“卡腾卡腾”地颠簸。司机师傅解释，1979-198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坦克跑过这些道路，留下一些车辙。
在采访一个学校时，偶遇的看门大爷就是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民兵。
当然，在中越友好的主调下，对于这场战争，两个国家在国际交流中已经很少提及。然而，战争外加地理原因对于教育的影响，却是实在的。战争期间，别的地方可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而凭祥，还在战争的硝烟中，因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础明显薄弱，发展相对滞后。
这些年，凭祥奋力直追。人口少，算上8万多的流动人口也不到20万人，加上有边贸这个“钱袋子”，全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广西111个县里，处于中等偏上，“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凸显。
落后的教学条件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偏远的卡凤小学、隘口教学点，正规的运动场、四五层高的教学楼、多媒体教学设备等都是标配。更大的利好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政策眷顾。2010年，凭祥被确定为国家推进边境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县（市），成为南疆国门的“教育特区”。
在教育惠民方面，凭祥走在广西甚至全国的前列。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凭祥读高中，学费全免；如果你还是寄宿生，食堂餐费全免，还有交通补助。凭祥是全广西至今唯一实现高中免费的县市。广西的学生营养餐改善工作本来就走在全国前面，当年，全国营养午餐计划就是在广西寄宿制小学试点后推开的，而凭祥又走在了全自治区前列。
财力中等，却创造了多个“第一”，岑美英说，凭祥地处边境，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乱等原因，基础教育起步晚，民生工作依然是短板，其中教育是“最痛点”，如果不是地方执政者和教育人的理念，即使有体量小、边贸兴的优势，这些“第一”也很难做到。所以说，这样的成绩是倒逼出来的。
采访中，岑美英也通过我们呼吁，国家对边境教育的特殊性给予政策性的倾斜。比如说，学校的布局调整，国家对于边境和非边境地区，执行的是一个标准，但是边境有其特殊性，要充分考虑到边境学校的国防意义，给以教师编制、布局调整等特殊政策。“有些教学点，我们不撤，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很可能因此通过不了验收。”
边境地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非常旺盛，但是本地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采访中的某一天中午，凭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覃文吉听说我们在，特意过来跟我们简短沟通。
“凭祥拥有97公里的边境线，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到东盟，是‘一带一路’必经之地。”覃文吉这样总结凭祥的特殊地位，“不管是看教育，还是看凭祥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离不了这个大背景。”
覃文吉希望能加大凭祥跟内地对口帮扶的力度。他举了个例子，在医疗系统，南宁的大医院跟凭祥市多家医院对口帮扶，有些专家定期到凭祥出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凭祥市儿童医院一年的转诊率一下子就低了很多。
他希望教育上也加大对口力度，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凭祥所属的崇左市目前共有18万余名越南劳工；每年进出友谊关的游客就有四五百万人。这些使得跨国金融、报关报检、翻译、物流、电商等相关行业的人才紧俏。目前，仅凭凭祥自身的技能人才供给能力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
除了对接边境产业发展需求，边境地区对于优秀的文化人才表现出很大的渴求，同样急需教育的支撑。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凭祥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显然比其他地方更加迫切。比如，凭祥和龙州地区的民间艺术瑰宝——天琴，正在申遗，而越南也在积极准备申遗。“你不去发展，对方可能比你做得更好，竞争非常激烈。”覃文吉的话里有种迫切。
不走边境一次，很难了解这里的教育人，远远地看和身在其中，感受绝不相同。“凭祥虽小，却是走向东盟国家的前沿阵地”，这是当地教育人总结的，他们的这种认识，值得尊敬，也值得获得更大支持。我们一周的采访纪行，不足以概括边境教育人的历史、悲喜、努力和坚持，但是还是想给亲爱的读者一个感性的角度，让你们更了解边境，更了解边境教育的人和事。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