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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鄂携甲归 又战绥芬河

——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
作者: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漆小萍 黎鉴远 发布时间:2020.04.25
中国教育报
赴鄂携甲归 又战绥芬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

赴鄂携甲归 又战绥芬河

管向东(右一)在荆州市中心医院巡查指导。

■战疫教育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张“重症八仙”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八位国内重症医学界顶尖专家在武汉艰苦战疫,攻坚“重症堡垒”,直至新冠肺炎病亡率大幅下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就是“重症八仙”之一。结束武汉战疫之后,管向东又奔赴绥芬河战疫一线。

    “到武汉去!到湖北去!”

作为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委,1月29日,管向东联合国内两位重症医学领域专家,向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发出倡议书:“到武汉去!到湖北去!”

2月2日,58岁的管向东赶到武汉。去武汉的高铁空荡荡的,在武汉站只有他一个人下车。

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管向东遍访武汉各个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他争分夺秒地排查筛选出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对他们进行重点治疗或转院集中收治,前后三轮巡查,生怕漏掉一个。

管向东还要到仙桃市等湖北基层县市定点医院指导业务。天门市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率曾一度位居湖北第一,2月8日,管向东和湖北卫健委一名负责人赶赴天门,指导救治。在当地定点收治医院,他一个个查房交代,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提高救治率出谋划策。接下来半个月里,天门新冠肺炎病亡率显著下降。

近日,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向管向东发来喜讯,经他会诊和救治的两位病患,都已脱离危险。其中一位在3月29日成功拔管,两天后开始进食。“对一个重症医学医生来说,这是最好的回报。”管向东说。

随着很多病人康复,武汉也慢慢焕发活力。4月7日,管向东结束了67天的武汉抗疫战斗,回广州休整,“当时路上已经出现堵车情况,平时看到堵车会心烦,但那时心里是暖暖的”。

    把“武汉会战”经验带到绥芬河

4月11日,休整不到四天的管向东接到任务,以国家级专家组成员身份,赶赴3700公里外的黑龙江牡丹江市绥芬河,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他带的红色行李箱,曾随他奔赴武汉战疫一线,里面的羽绒服等衣物,都还没来得及拿回家更换,“正好这里的天气和2月的武汉一样”。

管向东等专家把武汉救治经验带到当地,努力打好这场“加时赛”。管向东建议当地增加ICU床位、医疗设备及医护人员,为可能到来的患者多做准备。

分层治疗是“武汉会战”的重要经验。绥芬河对输入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实行分层分级救治。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基本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大部分确诊病例转到牡丹江市救治。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转至红旗医院,轻型、普通型患者由牡丹江康安医院收治。管向东辗转于这三家医院,巡查指导。

近日,管向东和另外两位国家级专家组成员在康安医院,分工筛查了281例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就像战前摸清敌情一样重要,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疫情发展趋势”。他们还评估轻型、普通型患者转化成重型、危重型的可能性,引导当地医院对症治疗“做减法”,合理运用重症医学救治支持手段,将救治关口前移,提高患者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红旗医院接收的30个重型、危重型患者中,5名已经用上呼吸机。感染新冠肺炎的阿庆进入红旗医院后,迅速发展为呼吸衰竭,被转入ICU。管向东对他实施俯卧位通气等治疗方法,4月22日,阿庆闯过了“鬼门关”,已经符合拔管指标。目前,在管向东等专家、医护人员努力下,红旗医院5例使用呼吸机危重型患者中,已有3例成功拔管。

    倾心重症医学学科队伍建设

重症医学在重症患者救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在4万多名援鄂医疗大军中,就有1.2万名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

“重症医学学科盯的是重型、危重型病患,我和团队再怎么拼,一次抢救也只能救一个。”当时湖北重型、危重型患者众多,而各地赶来支援的医护人员重症医学专业水平有差异,如何更好地提高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急需一个简明实用的方案,指导临床一线工作。

“如果我利用专业经验,为同行们制定好抢救策略,帮大家规范医疗、救治行为,就能为生命拯救工作做更多贡献。”在繁忙的巡查工作之余,管向东总结救治经验,向国家卫健委驻湖北指挥部汇报。

管向东会同国家专家组的战友们,结合武汉一线专家的实践经验,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该方案为临床重症治疗提供了实战依据,使病亡率进一步下降。管向东在其中特别提出,对符合气管插管指征的患者应插尽插、能插早插等。

在牡丹江指导救治期间,管向东还抽出时间,远程指导5名重症医学专业博士生写好论文,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任何学科没有人才,难以持续发展。”管向东把培养合格的重症医师视为重症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自2003年起,他就推动中山大学设立重症医学博士点,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诊疗体制、科研建设等方面,建立高效规范的发展模式。

《中国教育报》2020年04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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