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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www.jyb.cn 2016年03月31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前些日子,正在读一年级的儿子和正在国外访学的我联系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为班级所取的名字“彩虹班”经过大家投票选举,获得25票(全班32人)通过,正式成为一年级(8)班的新名称。

  原来,学校希望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班主任李老师就鼓励孩子们为班级取个名字并向全班同学说明理由,最后由同学们投票选出公认的班级名称。孩子拿到任务后回家和妈妈讨论,妈妈列举了诸如“行健班”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班名,最后孩子选择了“彩虹班”,理由是:“我们的班级很漂亮,小朋友和老师们都很漂亮,像最美丽的彩虹。”这件事看起来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儿童主体的理念和民主自治的精神都得到体现,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成为公民,代表着班级文化和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

  多年来,在学校和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的自发建构”“专家引领下学校文化的文本建构”和“儿童立场的自主建构”这样三个阶段。

  回想近30年前,我在农村小学读书时,我的班级是一年级(甲)班,直到高三(5)班,整个中小学阶段均以年级和序号命名班级。如果说有班级文化的话,那就是教室的墙上贴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的条幅和每个人的月考成绩排行榜。那个时代,班级文化、学校文化即使在城市中小学里也是新兴概念,一些优秀的班主任教师会在班集体建设这个框架下,有意识地通过设计班级的名称和徽标、黑板报、班刊等平台建设班级文化,培养学生对班集体的归属感。可称之为学校里的“文化自发建构”。

  上个世纪末尤其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学校文化作为一种隐性课程资源和德育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小学广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或学校文化建设。很多学校投入一定的经费聘请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文化创意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学校文化的整体设计。这样的学校文化更多地是一种“文本建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很多时候,来自学校外部的文化建设专家对学校的了解和理解是有限的,通过为数不多的调研和座谈不足以深刻地理解一所学校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学校文化就有了更多“设计”的痕迹,表现为以外人的视角来主导学校的文化,以成人的话语体系来主导儿童的精神世界。在很多学校,文化建设的文本转化为校园中的实物之后,虽然有会议的宣讲,但是并不能融入教职员工和学生及其家长的头脑中。尤其是一些学校文化建设专家为了避免与其他学校的文本重复,偏好从生僻的古代文献中寻求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词句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观念,结果是,只有少数参与学校文化建设文本研讨过程的学校领导才比较熟悉、认可文本的内涵,而学校里的普通成员与学校文化是疏离的。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因为新任学校领导不喜欢前任“打造”的学校文化而另起炉灶,再请专家重新做一套学校文化的怪现象,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学校成员的不知所措,更难以积淀学校的文化底蕴。

  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生理所应当地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人。孩子自选班级名称的做法之所以值得称道和推广,是因为在这所学校里,已经进入到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主体性和主动性来建构班级和学校文化的新阶段。

  学生自主的学校文化建设对于培养公民具有重要的价值。当下,中小学生们在如火如荼地学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孩子年纪小时,民主、自由、公正、法治这些“大词”难以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但是,在自主参与班级文化和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孩子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他们自己对班级形象的理解和表达是自由的,没有受到成人的限制与约束。其次,他们选择班级名称的方式是民主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票决。再其次,在整个过程中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投票权和被选中的权利,孩子们因此可以获得公正的体验。最后,他们在投票之前商定、了解了投票的规则,儿童在学校中学会遵守规则、制定规则是社会法治的前奏。这些,都在深刻地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内化着核心价值观中的“大词”。

  学生们自主参与班级和学校的文化建设也具有教育方法论的价值。杜威说:“学校科目的互相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孩子们这种建构班级和学校文化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社会活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文化建设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通过“教学做合一”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的意义上过一种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生活,或者说为今后走进社会过这样的生活埋下思想和实践的种子。陶行知先生特别注重“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无论哪方面,‘做’成了学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须做得好。”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是班级和学校文化建设的主宰者,而更多地扮演着组织者、引导者、鼓舞者和援助者的角色。学生们也不是在死记硬背教师传递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知识,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学会“做事”——即使是他们尚不能理解其中深意的民主、自由之事。但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实践多了,民主自由的习惯和心智结构就会在幼小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也会在教师的头脑中扎根,成为一种生活和工作的习惯。师生是共同做事的合作者,通过共同“做事”实现了“教”和“学”的效果,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和进步。

  班级和学校文化作为一种隐性课程资源已经得到公认,它们会对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班级和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此过程中,师生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都会对他们今后的教育和学习生活发挥重要的影响。民主自由的教育,就在一次次类似的活动中发生着。   (作者:魏峰,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该校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报》2016年3月3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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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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