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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夫《教育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本

www.jyb.cn 2009年09月22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1954年,苏联专家在北京一所中学公开教学的评议会上作总结发言。(资料图片)

  ■杨旭 李剑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学习苏联教育学者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掀起一股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热潮,这既是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以来,继清末民初学习以“五段教学法”为中心的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传统教育学热潮,以及20世纪20年代学习以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学派热潮之后,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运动,包括参照苏联经验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改办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为全国大学之样板,引进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教学制度,教育部及部分学校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聘请苏联专家培训教育教学人员,大量向苏联派遣访问团和留学生等。其中,学习以凯洛夫主编《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是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重要方面,影响至深且远。

  伊·阿·凯洛夫(1893-1978)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后期的代表性教育学者之一,曾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代表作是1948年、1956年出版的其主编(总主编)的两本《教育学》教科书。这两本《教育学》,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整顿普通教育一系列政策的理论诠释及实践经验总结,反映了以克鲁普斯卡娅和马卡连柯为代表的早期苏联教育理论之后,苏联教育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特点与水平。凯洛夫曾于1956年12月—1957年1月应邀来华访问、演讲。

  1949年底、1950年初,《人民日报》、《东北教育》等就曾节译刊载过凯洛夫《教育学》的部分章节,1951年全译本正式出版,历经修订再版,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1956年版中译本的累计印数共达50多万册。1949年-1957年我国共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著作52种,其中最多的1953年一年即达20种,如果再加上中国学者编著的各类辅导教材等,总印量当在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册之巨,几乎是中小学教师人手一册。

  凯洛夫《教育学》对于中国现代教育、教育学建设的影响主要在于:

  一是迅速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学教科书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国统区的教育学教科书主要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为理论基础,或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自然不能采用;而40年代以来革命根据地编写的教育学教科书,虽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却主要是针对根据地教育实践编写的,也难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全国正规化教育体系的形势。在20世纪50年代初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关系中,凯洛夫《教育学》可谓来的恰逢其时。

  二是凯洛夫《教育学》的精华是其关于教学理论的论述,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领导作用”,教科书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上课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即所谓教师、课本、课堂的“三中心”倾向。这就从教育教学理论上论证、保证了1948年以来根据地教育“新型正规化”的趋势,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吸取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学校消亡论”等“左”的教训,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奠定了此后“公共课教育学”教科书的体系框架。1948年版凯洛夫《教育学》共分4部分、21章(1956年版改为16章)。第一部分为总论,说明教育的本质、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儿童发展阶段及其教育、国民教育体系等;第二部分为教学论;第三部分为德育论(教育论),包括德育、体育、美育、校外课外活动等;第四部分为管理论,即学校行政与领导。这种“四段论”式的体系框架,为此后中国大多公共课教育学教科书所遵循,最近十多年来虽有突破,迄未全脱藩篱。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深远影响,除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对于教育资源的巨大调控力之外,也与它以教科书而非理论专著的引入形式有关。引进就是为了尽快普及,引进与普及几乎同步。当然,凯洛夫《教育学》流行的内在原因,主要还要从其理论形态的本质中去寻找。

  从理论形态的本质上看,凯洛夫《教育学》是一种苏式的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凯洛夫《教育学》与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结构都是“目的-方法论”式的,这种阐释方式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的重视实用理性倾向非常吻合。而前者作为教科书,其实用性更强,以致学习中出现“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如果进行自觉纪律教育,就学《教育学》的第十二章;召开家长会时,就学第二十章”。

  从世界上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凯洛夫《教育学》属于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予以纠正的一种新传统主义教育思想。几乎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同时,1951年-1953年教育界重点批判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和陈鹤琴的“活教育”,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主要因为其教育理论基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凯洛夫本人对于斯大林时期的教育、教育学科反戈一击,自我否定。在中国,对于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始于1957年,全面开展于1958年“教育大革命”开始之后。除政治原因外,从理论内部来讲,是因为这种苏式的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主要是适用于制度化教育的,对于非制度化的“教育大革命”已经失去了解释力。

  (杨旭系聊城大学讲师,李剑萍系聊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2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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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盛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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