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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莫如梁启超

www.jyb.cn 2016年02月0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师报

  梁启超(1873—1929年),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1911年9月,清政府解除党禁之后,流亡日本长达14年的梁启超,终于得以归国。梁启超站在船舱,看着海天微茫,国事、家事纷纷涌上心头,他按捺不住自己奔涌的思绪,提笔给长女梁思顺写信。从此,家书成为梁启超实现家庭教育、凝聚亲情的重要载体。

  在家书中,梁启超将他的儿女们称作“我的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大孩子小孩子们”等。梁启超毫不讳言:“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全部家书以给长女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据《双涛阁日记》记载,梁启超曾为梁思顺讲解《说文解字叙》,批改日记作文,课读《左氏传》《后汉书》。思顺在乃父的影响下,酷嗜诗词,编有《艺蘅馆词选》。梁启超在家中还讲授学术流别,即“前清一代学术”,实为《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尽管梁启超感慨自己的讲学颇有对牛弹琴之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讲学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多多少少撒下了学术的种子。这些种子遇到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就会生长出来。

  1927年,梁启超聘请自己的学生——清华国学院毕业生谢国桢为孩子讲授国文,从《论语》《左传》至《古文观止》;又请南开中学教员给孩子们补习英文和算学。谢国桢回忆道:“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这样的家庭氛围,其乐融融。

  梁启超不仅督促子女求学,亲力讲授,延聘家教,更重学习方法的传授。他致信长子梁思成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悠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使用。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而实有诸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梁启超提出:“读史的方式,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前者讲功夫,后者言视野。猛火熬,非刻苦勤奋不能得,慢火炖,非悠游涵饮不能至;鸟瞰,非宏观不能得,解剖,非微观不能至。再加以会通,学问自然上身。

  除了注重孩子们的中学根底,梁启超还看重西学,希望做到中西汇通。梁启超竭尽所能,送孩子们去海外留学或工作,这缘于个人的经历。梁启超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了解西方的长处与短处。他的几个孩子都有丰富的留学经历,而且在美国留学的居多。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我很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如果毕业后能前往欧洲入研究院,是最好不过的。梁思成毕业后,梁启超又专门安排儿子与林徽因游历欧洲,考察建筑,希望他们开出一种“并综中西”的宗派。梁启超建议孩子们出美入欧,为学广博,开阔眼界。他还要求次女梁思庄:“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学只是一个方面,人格培养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种人格培养,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梁启超崇拜墨子人格,以天下为己任,自号“任公”,信奉“有一天做一天”主义,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得做且做。变法,护国,论政,办报,著书,讲学,演讲,课子,无不亲力亲为,以至于朋友张君劢扬言要开“梁先生保命会”,禁止他给学生演讲,说他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他告诫儿女:“要之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更无所逃避矣。”“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就是儿女们的人生坐标,效仿的榜样。

  梁启超希望子女能继承自己的责任感与忧患感,保持寒素家风而不坠。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讨袁斗争,离沪赴港,经越南偷渡入广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独立。在给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拟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受汝等以自立之道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这种观念贯穿了梁氏一生,他反复劝告孩子:“一个人物质的享用,只要维持生命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梁思成从美国毕业,梁启超给儿子同时联系了两所大学任职,一为清华大学,一为东北大学。按常理,一般父亲都会为儿子选择清华大学,梁启超却动员儿子去东北大学,说:“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清华园强多了……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他盼望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时,用国外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

  梁启超尊重儿女的兴趣,建议梁思庄学习在中国尚属空白领域的现代生物学,思庄却不喜欢,他于是致信女儿:“庄庄,听你的哥姐们说你不喜欢生物学,既如此,为何不早与我说?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不必拘泥爹爹的话。”梁思庄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冀望孩子们有健康的心态。他说:“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懒惰与巧滑,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梁启超一生服膺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梁启超向孩子们敞开心扉,孩子们也向他敞开心扉。梁启超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沉父爱,撰写15万字家书,开创一种与孩子交流的完美模式。梁启超的9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传奇。(作者:方麟,单位:北京教育学院)

  《中国教师报》2016年月27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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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文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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