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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先生的治学与修身之道

www.jyb.cn 2016年10月17日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不偷懒,不自满”

  —张晋藩先生的治学与修身之道

六十二载逝如风,踏破青天紫云轻;

霾雾岂能遮望眼,春来去路在目中。

金戈铁马催征志,健步何须待玉骢;

苦恋文字虽云苦,书没深山有余名。

[1992年,62岁的先生自国外讲学归来,曾赋诗《自叙》一首言志。]

  张晋藩(1930.7— ),辽宁沈阳人,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国务院第二届(1985年-1991年)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2013年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对全校现职教师过去一届任期科研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核。张晋藩先生(以下简称张先生)作为学校的终身教授,本不在考核之列,时任副校长朱勇提出,为了在研究院树立科研的标杆,也希望对张先生进行一次考核。于是学院严格按照标准,收集了张先生近6年(2007年—2013年)的科研成果资料,同大家一样进行考评。最终他的考核得分令人震撼,总分达到4,925分,超出了学校对于二级教授定量应完成分(700分)的6倍多。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学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经过仔细梳理,张先生2007年—2013年的科研成果,独著有6部,合计总篇幅超过400万字;主编的学术著作有7部;六年间,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达到了颇为惊人的69篇。在这六年间,还出版了由张先生主编的国务院重点文化项目《中华大典·法律典》中的《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法理分典》和《行政法分典》四部以及由张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四卷。张先生在短短的六年间,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他一贯勤奋治学的精神分不开的。

  坚持进取、永不停歇

  在张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坚持进取、永不停歇是他一贯的治学精神。早在2000年,张先生出版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一书,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法制文明”概念,沿着法制文明的线索组织全书的架构进行论证。这本书以其厚实的理论要旨、求新的研究路径、翔实的开拓史料、深广的研究内容、求全的涉及领域、鲜明的篇目论点,将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10年,张先生本着去芜存精的原则将原书从90万字修改压缩至82万字,力求突出主线,本书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法学二等奖。2003年,张先生又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法制文明演进》的续编。本书力图用法制文明的标准,解释中国近代新旧错杂、中西碰撞的法制现象,抽象出发展的规律性和历史的借鉴。本书在后记中提到,如有可能,将续写中华法制文明史的当代卷。这成为他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华法制文明史》的动力。从2011年起,张先生便着手整理资料,准备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华法制文明史。2012年春节甫过,张先生聘请了一位专职秘书,帮他读书、打字,因为张先生此时视力极差。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中华法制文明史》的古代、近代、当代卷,共150万字,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法制文明为中心线索,贯通古今,完全打破过去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与体系。

  需要指出,如此一部道尽数千年法制文明的皇皇巨著,出自一人之手,已令人感叹作者学力之厚;而如若得知此书作者是在年逾耄耋、目力衰弱的情形下,犹每日伏案六小时、字斟句酌而成此巨著时,则令人无法不惊叹其治学魄力之坚之毅。《中华法制文明史》在通史的视野下,将法制文明梳理贯通,或勾稽史料,或阐释理论,或铺陈史实,或言说大义,有血有肉,眉目清晰。可谓要言不繁,切中肯綮。先生以通史的格局铺排法制文明的写法,为法制文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思路与新视野,为探求法制兴衰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不断求新、从不满足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发展的动力源泉。筚路蓝缕的求新精神和从不满足的奋斗精神贯穿于张先生一生的学术进程中,也在近年的学术生涯中得到充分体现。1995年,法律出版社邀请张先生为“当代中国法学文库”撰写一本专著,此后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在前言中,他以明确的语言表述了对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认识。他说:“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他还强调,不尊重优秀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此书荣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5年,法律出版社将此书作为“法学研究生精读书系”再版。2008年,张先生又开始了第三版的修订。尽管此书的初版、再版受到读者的好评,但张先生在第三版修订时,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几乎是逐字逐句的修改,第三版较第二版增加了6万字。第三版荣获中国法学会首届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是张先生阐释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力作,三次修订体现了张先生对于中国法律史基本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化,反映了作者不断求新的探索精神和从不满足的治学勇气,凸显了张先生对于中国法文化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当我们看到修改第二版的底稿时,发现几乎每段每字都做了修改,新补充的观点和资料密密麻麻地写在纸条上,不下百余张,形成了两厚本书稿,可见其用力之深,称得上是呕心沥血。这两本底稿,对于年轻学者说来是一本最好的无声教材,从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待学术不断求新、从不满足的治学精神。

  韧性自勉、锲而不舍

  张先生治学历来主张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性精神。他强调成就从锲而不舍中来,切忌一曝十寒。这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治学上,而且也表现在他负责主持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上。由他提出并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的出版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9年,他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编写《中国法制通史》的多卷本,以牢固树立中国法制史学的世界地位。此后,他从全国组织力量开展编写工作,这中间经过了经费短缺、出版困难等各种不利因素,使得出版工作时断时续,以至有些分卷主编退休了,个别人过世了,还有一些作者感到出版无望,悄然离去。但是,张先生不断从博士毕业生中补充编写力量,还多方奔走,筹措经费,最终经过了十九年,使这部多卷本终于问世。这部书被誉为“世纪之作”,受到中外法史界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上,大家都认为,没有张先生的坚持,这部书早就“流产”了。当然,其中的甘苦只有张先生自己知道,他是本着为民族争取荣誉的历史使命感工作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锲而不舍的精神。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多卷本)是张先生早在1983年提出的,直到《中国法制通史》完成之后才有暇顾及此事。2000年,张先生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编写大会,基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亲自倡导并担纲《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的总主编。撰修这样一部信而有征的少数民族法制通史,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个项目,虽然得到社科基金的支持,但数目极少,而工作又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所幸参加撰写的专家本着奉献的精神积极工作,2007年,出版了第一批四卷。此后又得到教育部项目基金的支持,2014年出版第二批十卷。张先生以充沛的精力和信心表示将继续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科研工作。以上的两个例证足以说明张先生在领导科研工作上自勉自励、锲而不舍的精神。

  面对现实、学以致用

  张先生历来主张,法律史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法律史学的价值就在于科学地总结法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他认为,这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6月,他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讲题是《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这次讲课受到了普遍好评。因此,1996年,全国人大重开法律课时,又请张先生主讲,讲题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开端》。本次讲课除概括中国法律的传统外,还重点谈到了以下的历史借鉴:一是重视或漠视法治对国家盛衰具有重大影响;二是变法改制与法律的保障作用;三是正确处理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四是良法与廉吏是推行法制的必要条件;五是发挥监察机关司法监督的作用。1998年,他再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讲题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思考》。其中,除阐明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外,还总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三次讲课题目不同,内容有异,但贯穿的主线皆是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但是,张先生反对简单化的古为今用,他强调要在科学二字上下功夫,无论是总结历史经验,还是抽象历史的规律性,都要符合科学。

  勇开风气、涉猎广泛

  张先生借用晚清学者龚自珍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先”。意思是说他的作用但开风气而已,不敢为先。实际上但开风气是事实,不敢为先是先生的自谦。1986年6月,召开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先生在会上发言,提出中国古代法典的编撰原则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就法律体系而言,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因此,部门法史、民族法制史都应该进行研究,张先生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这等于为法制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领域,也推动法制史进入了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新时期。张先生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他自己率先垂范,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接连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与行政法,以及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此后,又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上撰写论文和专著,表明他对中国行政法史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他在《政法论坛》上第一次发表了“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发展过程与特点”的文章。其后,他不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并主编了大部头的《中国民法史》。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出版了《中国刑法史新论》及由其主编的《中国司法制度史》等。

  张先生历来反对守成,他总是不停地独辟蹊径,供大家前行。但是,没有研究就谈不上开拓,开拓的蹊径不是通往大道也很难有后继者。张先生每开创一个领域都是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的,有理有据,不尚空谈。他确实开风气了,他热切希望同道与后学能够坚持从本土法文化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法制历史内容,不断地开拓创新,这样才能使中华法文化自立于世界法制优胜之林。

  张先生有两句治学与修身的名言:不偷懒,不自满。这是法史界大家都知道的。仅从上述6年的科研成果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勤奋、何等刻苦。在他70岁以前视力还正常的时候,每天从8点半就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点结束。随着年事已高,目力衰弱,每天仍能保证工作4小时~ 5小时,从来无假期的概念。他总是虚怀若谷,不敢自满,而且越来越感到学识不足。在张先生口中,从无骄矜自满之气,从他口中也从未听到对其他学者的轻视之辞。只有在勉励后学时,他才说过自诩的话,但实际上是勉励并期望学生赶上并超过他。他说:“赶超老师并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前进!如果说法律史是一座宏伟的殿堂,那么我正凝望着这座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老骥伏枥,不待扬鞭自奋蹄,学术创新之力不减当年。先生载欣载奔的学术人生也时时鞭策着晚辈后学,使他们不惮于前行。(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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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文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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