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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多校划片下的办学选择对话②

在推进“就近入学”中找准角色

发布时间:2016-08-31 作者:杨九诠 王雪莉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新学年就要开始了,中小学新生马上就要入学。今年2月,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实施多校划片。那么在新学年的执行过程中,学校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内涵?如何调整办学策略?我刊对此进行了关注。 

    ——编者

学校:担负起参与公共治理的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杨九诠

划片入学,是学校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使命与机会。这是一个应然性命题。从应然到实然,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学校一方的“独白”与“独行”,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当事人”的学校,需要在理解和行动两方面主动回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诸神共舞”的复杂主体关系构建中,从而实现“诸善同行”的共同体境界。

理解:价值建立

目前划片入学政策的公共话语体系尚未形成。主流话语还是政府以“发布”的形式在言说。尽管社会议论丛生,但基本是“在野”的,“受益人缺席”的局面并未改变。我们也看到,政府与社会的对话正在形成,虽然还只是粗略的和局部的。但是学校作为重要的“当事人”,总体上仍处在“失语”状态。“失语”源于“失明”,不明就里故而无话可说,就只能是“悉听尊便”的执行角色了。那么,学校该如何进入理想的“对话”状态?

首先,要在制度变迁中看到新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实践中,因为户籍制,就近入学早就事实地存在了。1986年《义务教育法》也已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现在各地积极探索的与划片入学相应的“学区制”,跟以往“乡(镇)中心校为主”的制度也有某种相似性。划片入学与过去的就近入学,“学区制”与过去的“中心校为主”的区别在于:以往仅仅是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内部权力与资源的“划小核算单位”,现在则是基于社会事业发展的教育资源配置下的教育公共治理。教育公共治理致力于有效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作用,努力实现“有限的政府、规范的市场、专业的社会、自主的学校、自觉的公民”共同构成的治理格局。这也是党的十六大文件到十七大文件,将教育从“文化教育事业”部分转到“社会事业发展”部分进行阐述的深意所在。

其次,要跳出策略层面看到战略。现在的划片入学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问题导向,具有鲜明的策略性。教育部“教基一厅[2016]1号”文件指出:“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抑制“择校冲动”成为政策制定的动因之一。另一方面,划片入学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可行、可见、可信的切实措施。我们必须在问题导向中看到价值导向,在策略中看到战略,否则就会将政策视为权宜之计,从而在行动上消极应付。文件指出“要按照现代治理理念,完善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划片和片区调整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及时化解划片、招生、入学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共治共享”,从中也可看出政策的价值导向和战略意图。

行动:角色重塑

划片入学政策中教育公共治理的“理”与“势”,给学校的社会角色塑造提出了挑战。社会角色的定位来源于自身的认知,也来源于与他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关系,邓肯·米切尔就将社会角色定义为与社会职位、身份关联的被期望的行为。所以,角色模糊或错位,将导致行为者无法按照社会规范或期望来扮演角色。在划片入学政策下,与学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学校社会角色重塑的重要方面。

从各地探索看,学区总体上是上级部门委派机构与社区协商机构的混合。学区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形成,学区的社会角色还比较含糊。但是,新制度总是伴随着话语权重置。学校需要主动参与学区制建构,使学区制朝向有利于学校的方向发展。如果无所作为,以后要打破业已形成的话语权分配的初始平衡状态,就很被动了。

因为划片入学政策,学校与社会(社区、家长、社会组织)的资源边界、权利边界更加清晰,利益更加稳定,同时学区制提高了学校与社会沟通协调的组织化程度,学校的社会角色因此更加清晰,也给学校配置社会资源提供了条件。划片入学政策与学区制,也赋予了“学校成为社会中心”这一命题新的内涵。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时存在的被动性和非主体性认知,制约了公共治理。基于教育的广泛性与公共性、精神性与价

值性,公众参与更加有利于提高公民素养、促进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既是学校应有的使命,也是将学校建成社会中心的新机会。

《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关系中,“管办分离”很难做到,因为是收是放,权(全)在政府。正是学区制的“嵌入”,使学校与行政之间有了某种间隔效应;正是社会力量的“牵扯”,使学校与行政之间有了某种游离效应,这就给学校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学校是专业化机构,间隔与游离,既给学校专业化提供了可能,也对学校专业化提出了要求。学校在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自己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自身发展的内生活力,乃是治理情境下学校对其社会角色的自身认知。

政府:把好学校办到老百姓家门口

北京教育杂志主编王雪莉

近年来,北京市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多措并举,要求加快实现“就近入学”全城覆盖,把一所所好学校办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这项举措,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优质的师资和平等的教育资源,最大程度上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

    横纵双向着手,推进均衡配置

2014年,首都基础教育绘制了一幅幅以公平、优质、均衡为特征的“北京教育新地图”,让老百姓享受到了教育改革的红利。2015年,服务学生,让学生更多享受优质教育的“实际获得”,成为“北京教育新地图”的主题。

一方面,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推进”,持续通过学区制、集团或集群办学、合作办学、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实现校际横向联合和优质学位保障供给,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贯通的立体网络成为一个新的显著特点——着力从面到体,多维度构建纵向贯通的立体布局,力推九年一贯、对口直升、初高中对接等实质性举措,学段贯通、课程贯通、资源贯通,提供9年乃至12年在本区域“连续消费”教育资源的优质供给服务。

    统筹各类资源,拓展优质供给

在市级统筹下,北京市基础教育穿越边界,联手高校、社会机构、教科研机构,助力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协同创新。2014年有139所小学与高校、艺术院团和艺术机构、体育俱乐部等结成“对子”,2015年新增22所中小学,总数达到161所。一批普通学校因此成为艺术特色校。2014年5月,北京市教委启动了教科研部门支持中小学发展工作,数百名优秀教研员深入一线,采取兼课、师傅带徒弟、名师工作室、上示范课和专题课、开展项目课题研究等形式,促进项目学校教师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同年6月,北京市教委启动“北京市高校办附中附小项目”。一年多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23所高校分别与海淀、朝阳、昌平、丰台等4个区教委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39所中小学,惠及5万名中小学生,有效地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质性扩大。

    严格入学政策,堵住择校漏洞

近两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取消共建生、压缩推优和特长生比例、采用入学服务系统、严格划片入学等政策组合拳,使小学100%实现了划片就近入学,除寄宿制学校和民办学校外,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政策的严格执行,使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就近入学,成为北京家长的新选择。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把一所又一所好学校办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市将持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继续把更多的好学校送到老百姓身边,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平等地享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以全面实现“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新常态。

《中国教育报》2016年08月3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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