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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背影是我的教科书

发布时间:2018-04-07 作者:赵忠心 来源:中国教育报

父亲牺牲时我才4岁,年仅26岁的母亲,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生活的重重艰难困苦,把我和弟弟妹妹抚养成人,乡亲邻里由衷地钦佩和赞叹。虽然母亲离开我们22年了,但回忆起来,母亲的背影永远刻印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行。我们永远感激母亲。

“做人不要太张扬”

家里虽然很贫穷,但母亲特别支持我们上学读书。她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做大事。尽管她负担很重,活很多,也很劳累,但从不让我们因帮她干活而耽误上学。

1949年,我8岁时上小学,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有一次我踏上课桌奔跑,不小心把一个女同学的钢笔踩坏了。母亲知道后,把我痛打了一顿,一再叮嘱我说:“做人不要太张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厚道,要本分,不要惹是生非。”

我挨了打,却一点儿也不记恨母亲。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不懂事。母亲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愁得不得了,我帮不了忙、解不了愁,还惹是生非,给她添麻烦。那次挨打让我记住了应当怎么做人,今天回想那次“挨打”,还觉得有点儿温馨。我真希望我要是犯错了,母亲再打我一次。可现在这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

小时候,我身材瘦小,也比较怯懦,从不跟人打架。有一次,几个孩子知道我上无兄长,便找茬欺负我,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奶奶知道了,觉得我们三个没有父亲,本来就够可怜的了,还被欺负,非要找那几个欺负她孙子的孩子家长当面说道说道。母亲劝奶奶说:“算了吧。小孩子还有不打架的?打几下算不了什么。”然后又叮嘱我们三人说:“别人欺负你们,你们就躲着点儿。别给我惹事。”

母亲不识字,我们无法靠她辅导功课,全靠自己学。我在班里年龄虽然最小,但我的功课都很好。我并不太聪明,但确实很知道用功,也比较规矩。我发愤读书并不是为了“红旗插遍全世界”,只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处境和命运,为了将来有一天能让母亲不再吃苦。

“人穷志不能短”

小学毕业后,我舍近求远报考了河北省立安国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那年我们一起前去报考的几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了,而且成绩特别好。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事,可因为要住校,母亲发愁得直流泪:“学费怎么办?”我安慰母亲说:“娘,我会努力学习的。我不乱花钱。我放假帮您干活。”

第一次走出我们县,别的同学穿的多是家长给买的新式衣服,唯有我一个人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衣服和鞋子,用现在的时髦话说,特别“另类”。虽有个别同学笑话我寒酸、土气,但我从不在乎。我永远记得母亲的谆谆教导:“穷学生,不丢人。人穷,志不能短。”我心想,我穿得比别人差,但我的功课一定要比别人好!

我学习特别努力,虽然班里我还是年龄最小,但功课在班里却总是拔尖。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嘱咐我:“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躲着点。别惹事,好好念书,书念好了才会有用。”

初中毕业,母亲希望我考中专或技校,早点参加工作养家。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替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可老师说我的功课很好,应当报考普通高中,准备考大学,不然太可惜了。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想上大学?可我没有勇气说服母亲,心里非常矛盾。是学校老师主动写信说服动员,母亲才答应了。母亲说:“那就豁出去了。听你们老师的,再苦几年吧。”

1958年,我初中毕业时正值“大跃进”,中学的学制也“跃进”了,我就读的学校办了两年制的高中实验班。为了省一年的学费,我报考了这个实验班,没怎么费劲就考上了。这本来是喜事,可母亲收到通知书时又掉下了眼泪。擦干眼泪,母亲说:“既然上了这条路,就好好念书。娘就是拼死拼活,也要把你供出来。”

我家世世代代务农,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不知为何,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但整个中学期间未曾买过一本课外书,因为没钱,买不起。我想读书,就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借来的书,到期就要归还,我阅读时特别用心,读后记得特别牢固。“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对此深有体会。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读过的那些不属于自己却永远属于自己的书。

我1960年高中毕业,本来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希望将来当个记者或作家。可最后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图的就是“免交饭费”,我再也不想让母亲掉眼泪了。

我的高考总分相当高,在学校300名考生中出类拔萃,连我自己也没想到。高考作文我得了94分,是保定地区的作文“状元”。我没有辜负老师和母亲的热切期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进京上学那天,母亲搀扶着奶奶送我到村头,洒泪告别。

“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

我们村当年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解放以后,村里常有一些省里或中央的大干部来,说是当年与我父亲并肩抗日、生死与共的战友。据母亲说,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家是“堡垒户”,是八路军干部的聚散地,有不少八路军干部在我们家养过伤。我的奶奶、母亲、姑姑给他们做饭、熬药、敷药,为了掩护他们,都曾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过,还都留下了腰腿伤。我家的房子曾被日本鬼子放火烧毁过好几次,至今还留有痕迹。

那些革命前辈没有忘记曾用鲜血和生命掩护过他们的乡亲,特地到我们家看望奶奶和母亲,都十分诚恳地说:“抗日战争那会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有什么困难就说话。”我奶奶和母亲总是说:“没困难,一切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

村里人常说,我父亲要是活着的话,怎么也得是省部级的高级干部。有人曾鼓动我母亲说,就凭你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就凭孩子们的父亲与他们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还不让孩子去找找那些大干部照顾照顾,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什么的?

这的确应该不成问题,可母亲却摇摇头说:“那可不成。孩子们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走,我可不乐意让孩子们图虚荣,攀高枝,给人家添麻烦。”

几十年来,我们家的情况、父辈的战斗业绩,我从未公开透露过。我觉得,父辈的功劳和业绩,激励着我们仨不断进取,努力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警戒我们要言行谨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有损于父辈业绩和声名的事。我们不愿意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觉得那是没出息,捞取任何本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些,我们三人都做到了。

1965年我大学毕业,妹妹复学,弟弟参军了。从此,母亲再也不用为我们的学费发愁了。母亲又哭了,这次哭不再因为发愁,而是因为高兴,苦尽甘来,她如释重负。

那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四十多岁的母亲身体虽然很强壮,头发却已经花白了。我明白这都是为我们操心劳力累的,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阵酸楚。

母亲那双大手掌像男人一样粗糙,支撑我们这个残缺的家,让我们整整半个世纪没有分崩离散;那双历尽沧桑的大手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母亲为养育儿女所经受的磨难、付出的辛劳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读过万卷书,最耐读的是母亲的背影这本人生的教科书;我写过很多书,写不完的却是感念母亲的无言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0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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