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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诗歌的尴尬在于诗人负担过重

www.jyb.cn 2007年10月1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据说这是某当代著名诗人经常发出的一句感慨。从当下诗歌和诗人的处境来看,这并非无病呻吟。关注新闻的人现在都有一种感觉——诗歌越来越频繁地被“糟蹋”。远的不说,单是最近一年发生的事情就让人目不暇接:诗人集会脱衣、“诗歌公约”出台、网民恶搞“梨花体”……

  短短十几年,诗歌从“文学中的文学”的高度跌至尘埃,诗人从艺术家的身份沦为世人眼中的“疯子”和嘲讽对象。在曾经是“诗歌之国”的中国出现如此现象,确实让人痛心疾首,也无怪乎诗人们为自己的国籍大呼“不幸”。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许还没有哪一种文学体裁经历如诗歌遭遇的这般世海桑田之变。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在社会心态和诗人心态之间出现了南辕北辙式的背离和反差。

  社会心态总是一段时期内社会存在的反映,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社会心态的转变。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诗歌基于其文体特点,不仅被人们用作抚慰心灵的良剂,也成为传达心声的号角和争取权利的武器,因而受到全民的青睐。然而随着社会走向开放和富足,人们有了多样化的表达渠道和娱乐方式,诗歌也就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优势。从这一点上讲,近二十年来诗歌地位和影响力的日渐式微其实带有宿命的意味。

  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诗歌遭遇的变数,也许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问题。然而,诗人们在内心还延续着诗歌曾经拥有的盛大和隆重,并近乎固执地认为这才是一种常态。他们放不下身段和高贵感,面对今非昔比的社会心态,或凄然隐去,或悄然改行,或愤然宣泄,或茫然流俗……于是,社会公众越来越多地看到有关诗人的奇闻怪举,也越来越轻视诗人和诗歌。媒体的“放大效应”无疑又加剧了诗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对抗情绪。

  说到底,造成当下诗歌尴尬处境的主要原因在于诗人的自我负担过重,即没有以“本位心态”来理解诗歌、从事创作,而是更多地将诗歌作为一种“载道”的工具或谋生手段。诗人一厢情愿地给诗歌增量加负,却又不被社会公众认可和接受,这正是当下诗歌的症结所在。诗人与其抱怨读者和社会,倒不如在诗歌本位的方向上多一些反思和尝试。北岛这样回望诗歌的“黄金时代”:“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了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就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的浪潮一来,卷走了面具,打碎了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误会”消除了,诗歌也就自然要回归本位。遗憾的是,当前的许多诗人却找不到(或者是在有意回避)对诗歌本位的回归之路,他们固守着记忆中的盛况,自负却又空虚,矜持却又急躁。这样的坚守只会让诗人徒增憔悴,让诗歌难免尴尬。

  其实,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也无论人们愿意谈论什么,诗歌都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至少可以是一曲抚慰心灵的清音、一份蕴含真善美的情感、一种仰望星空的睿智。在此意义上,诗歌永远不会尴尬,而诗人永远是快乐的歌者。 (张以瑾)

  《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1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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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盛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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