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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另类”的汉学家和史学家

www.jyb.cn 2006年09月28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看,能够形成一种张力。史景迁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中国,更加冷静、客观,给人带来了诸多意外收获。他开创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范式已经受到当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世界著名汉学家和史学家史景迁的系列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面世,引起了学界和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给沉寂多年的历史阅读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

  史景迁,耶鲁大学教授。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郊区,曾在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他求学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著名的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Wright),1965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被破格留校任教。

  在今天美国的“中国学”领域里,史景迁是个“另类”,他极少写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参加重大学术会议,却以其文笔优美、匠心独具、于平凡人物事件中包蕴历史的深刻与复杂的大量历史著作而著称于世,因而欧美学术界视其为“野路子”的史学家。

  以文学的笔法开启新的历史之窗

  史景迁,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其学术研究亦如其名,采撷《史记》中文学性的史学叙事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这在崇尚规范与科学的美国历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即使在中国大陆,能够发扬司马迁史学传统的著作也不多见。

  而史景迁却在历史研究领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历史的文学化。他的学术著作不仅做到了敏锐、深邃与明理,而且还“好看”,让你如同看小说一样,微风拂面,沁人心脾,在阅读中享受轻松、愉快,但又不乏思考与启迪。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学术性与可读性共存,这恐怕是史景迁著作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

  史景迁善于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悠久历史,以文学叙事的笔法把极其平常的历史事件纳入巨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从而细腻而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某段历史生活画面,展示个人命运偶然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

  在《王氏之死》中,作者选择了“没有任何可出名的事情”的郯城,其目的就在于:“我有意要使这个故事既有乡村属性又有地方色彩,因为有关前现代中国农村的文献记录的并不是单个地方的事,而是发生在一大片地域和跨越一长段时间的事,这就使个人的故事几乎不可避免地支离破碎。”故事很简单,前面四章描述的是悲惨的历史场景:地震,旱灾,水灾,雪灾,蝗灾,白莲教起义,土匪抢劫,税收压迫,以及宗族迫害等。就是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故事主人公王氏,由于贫穷,突然离开了丈夫和贫穷的家,与一个男人私奔。但她最后又回了家,却被她愤怒的丈夫掐死在屋内。史景迁的主旨就是想把沉重历史中的“冰山一角”淋漓尽致地展示给读者,让他们感受到在这冰山角下还隐藏着汹涌的暗流与污浊的浑水。王氏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不是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悲剧呢?

  史景迁注重写人,并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卷。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分别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民女村夫,差役奴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及的人物多达几百个。史景迁的作品不仅能“演绎”出众多的历史人物,而且他还有很强的驾驭历史人物的能力,能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这些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让读者相信:在他的作品中,历史人物是真实的、可靠的、生动的、活泼的。

  除此之外,史景迁写景状物的功力也令人赞叹,在当代史学家中拥有如此文笔的人实属不多。在《康熙自画像》中,作者描述畅春苑时,清新自然,充满着生活气息:“在春季,一群顶上有毛的白鸭嬉戏水上,在它们附近的另一边则是孔雀、雉、鹌鹑、鹦鹉和没有拳头大小的幼鹤。鹿躺在斜坡上———淡黄白斑的小鹿和雄鹿———如果你拾起一根小枝条去刺它们,它们会站起来并瞪着你。花园里盛开着牡丹、紫丁香、野梅,盛开的桃花和木兰花,以及几亩地的哈密葡萄”。

  因为这种杰出的才能,史景迁曾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一笔奖金,以表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

  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平民意识

  史景迁的作品有这样一种理念,他不在乎其描述的历史人物有多么伟大显贵,或者有多么普通卑微,他只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将其看作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他着意探讨这些历史人物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生活、思索,又如何去实现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例如,《胡若望的疑问》中极富传奇色彩的胡若望,曾在广州替教会看门,后来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在穿越不同的地理与文化空间时,内心充满着种种冲突与疑问,最终,受尽屈辱后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江西。实际上,胡若望的种种疑问就是作者自己的疑问:人生的意义何在?

  史景迁在注重人文关怀的同时,还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在他的笔下,即使是帝王将相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罢;即使是所谓的正人君子也好,还是所谓的奸佞小人也罢,都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些“凡夫俗子”。特别是历来被“神化”的九五至尊的帝王,在史景迁的作品中也被“人化”。在他描述的帝王身上,既有帝王治世的功绩伟业,也有一般平民百姓的七情六欲;既有一般帝王普遍的共性,也有他们自己鲜明的个性。如《康熙自画像》中的康熙,虽然“也满荷着传统帝王种种沉重的意识,但幸运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个既坦率而又充满生气地表述个人思想的人,这在那些统治伟大帝国的人身上是不多见的”。

  另外一方面,由于史景迁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作为一位美国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的历史时,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等级观念,相反带着一种异域的眼光。在他的作品中,历史人物也并没有因为他们出身高贵,而受到作者的表扬和赞赏,也没有因为地位卑贱,而遭到批判和藐视。作者对一些历史小人物,如王氏、胡若望,却怀着一颗同情的心。

  “新文化史学”的开创者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教授在评价史景迁对学术的贡献时说:“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一向都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从现实层面来讲,史景迁对学术的贡献就在于此。也许,局外人看中国,会更加冷静、客观,会有更多意外的收获。他们以异质的、深邃的眼光来观察、审视、研究中国,拓宽思想与观念,开阔眼界,并以“双重转化”的角色,来寻找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见,正好为我们了解自身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系。

  史景迁另外具有突出的学术贡献,就在于他是史学新的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学”(或称社会文化史学)的开创者之一。目前,这种研究范式已经受到当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史景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研究范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实践。

  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成功者,或者是参与重大事件的精英人物。所以梁启超在批判传统的史学时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新文化史学则极力弥补这一缺陷,他们研究的历史人物范围非常广泛,选择某个历史人物,并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作品的主角。在史景迁的作品中,有雄才伟略的封建帝王康熙、雍正,有热血沸腾的革命者毛泽东,有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有封建君主忠实的大臣曹寅,有谋逆秀才曾静……甚至还有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胡若望、王氏,等等。

  再有,传统历史学往往将时间段作了人为的切割,历史发展被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等时间段。而新文化史学研究和写作涉及的时间段却不限于某一个时期。更重要的是,新文化史学家并不坚持一种僵化的时段划分,而是将历史人物具体化、时空化、情景化。《天安门》一书就突出地体现了新文化史学研究中的这一特点。在这本书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没有被清晰地划分为几个阶段,宏大的历史分期或者被忽略,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底色而予以展现。

  此外,新文化史学还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史仅关注重大的、系统的思想这一窠臼,把感受、情感、体验,以及非系统的零散的看法等等,都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天安门》就精彩地展现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体验与感受。

  我们姑且不谈新文化史学的正确与否,但它的这种研究范式却是针对史学内部和外部危机进行的一种新探索:它不只是写作方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这个变化标志着“试图对过去的变化做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时代结束”。不管怎样,新文化史学的这种探索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因此,史景迁的学术努力更值得人们重视。

    《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2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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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孟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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