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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改革共识 调适发展理念

www.jyb.cn 2006年08月22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实现“合题”,完成“改革”和“发展”这一“惊险的一跃”,是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历史性的考验。

  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得益于近30年不懈地改革探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和主流话语。它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时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应对发展困境和危机的选择,这使改革获得了历史合法性。

  改革是我们做出的选择。既然是人的选择就无法逃避被反思的命运。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深层矛盾逐渐显露,改革本身的探索性和风险也进一步表现出来,我们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艰巨任务。我们应该正视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及时清理人们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种种观念问题,提出对改革具有建设性的辩护,对改革进行反思,避免改革陷入误区、走入歧途。这是改革走向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自我肯定的唯一可能的有效方式,也是重建改革共识的唯一可能的路径。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究竟遇到了哪些矛盾、困惑和难题?择其要者,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维度决定着我们不可能超越市场化和工业化阶段。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步骤。市场经济是以“经济人”预设作为基本前提的,它塑造着人作为功利动机至上的人格对于自然界贪婪的占有姿态,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敌对;同时,资源的有限性同人的需求的潜在无限性的矛盾,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工业化会导致人对自然界的现实的占有和攫取,它是产业演进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超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势必带来泡沫经济的巨大危险。既然市场化和工业化是无法超越的,而它们的充分实现又必然妨碍生态环境,且生态环境的弱化又具有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性质,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改革和发展的未来命运。

  第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们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一角色的转换,无疑是一种“进步”。我们现在的单位已经或正在企业化,其特点是它以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和效益为最高目标和天职。对于企业而言,雇员不过是工具性或手段性的规定。对于雇员而言,效率的高低已成为裁判他们的唯一衡准。这个尺度完全是价值中立的,从而也是冷酷无情的。把人完全抛入“零和等局”的生存竞争格局之中,从而使“丛林法则”在人间通行并有效,这绝不是对人的尊严的颂扬。我们并不是主张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低效率的状态,而是希望在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的同时,充分考虑并尊重旧体制下值得批判地借鉴以至吸收的某些有意义的东西。

  第三,制度安排层面上的自发与自觉的矛盾。市场经济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自发性而非自觉性。然而,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搞计划经济的方式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们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和治理模式,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惯性;二是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客观上也需要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一顺序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觉设计的成分和偏好。完全流于放任,其结果势必与我们的价值理想相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不一致。有目的的自觉建构,又往往难以充分地尊重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和自发性的内在要求。这是改革中的两难选择。

  市场是博弈性的,而博弈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结果是未定的、非预成的。我们的错位在于,在宏观层面该让那只“看得见的手”调节的往往缺位,而在微观领域该让“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却又干预过度,这就难免造成某种紊乱。

  面对上述难题,有两种拙劣的辩护值得注意:一是所谓“代价论”,认为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社会不通过巨大的阵痛是不可能成熟起来的。但既然是代价就必然意味着得到的和失去的之间具有可比性,这样我们才能判断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但我们的所得与所失具有可比性吗?例如我们在经济收益与生态损失之间、利润的赚取与道德的遮蔽之间该如何权衡?二是所谓“万能论”,认为只要进行改革,一切可能的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而这会让改革逃避任何可能出现的反驳和证伪,对问题的解决之探索,有可能被无限期推迟。有勇气正视和面对而非回避与掩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乃是改革者有自信力的表现,也是改革本身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更是重新达成改革共识的基本前提。

  “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可接受的?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对GDP的盲目崇拜,使我们迷恋于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略了发展给人的存在带来的实际后果。当前,我们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某些偏差,生态环境、能源、社会道德等问题日益突出。把被遮蔽了的经济发展的人文指向重新凸显出来,是调适发展理念的最为关键的地方。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本身。“以人为本”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调整和完善以往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

  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应注意防范两种偏颇。

  第一,避免陷入人的自我中心化误区。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自我中心化的偏执。人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攫取,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妨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退化,使发展面临着极限;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的矛盾日益深刻和复杂,最终表现为同一社会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而“以人为本”则是对人的自我中心化的辩证扬弃,必须把二者严格地区别开来,避免混淆。

  第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整个社会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强调人性化、人情味,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生命至上原则的日益凸显。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考虑道德原则的地位。一般而言,生命原则与道德原则是统一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捍卫超越生命的价值,是牺牲精神的前提。在弘扬生命至上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讴歌牺牲精神。

  历史的演变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口,寻求“合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克服片面性,是今天的人们必须担当的责任。应该说,历史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机会和条件。寻求逻辑意义上的“合题”并不难,但实现从逻辑到历史的转变,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实现“合题”,从而完成“改革”和“发展”这一“惊险的一跃”,却是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历史性的考验。它既是重建共识的基础,也是调适理念的前提。(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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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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