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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通俗(图)

www.jyb.cn 2007年08月24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经典的通俗化固然要紧,但在缺少敬畏、过度世俗化的环境下,敬畏经典、守护经典、坚持学术显得更为急迫与重要——

 

 

CFP供图

 

  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标志与象征,对于经典的解读,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经典与通俗化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具体说来,经典的价值在当前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固然离不开各种因素的考虑,首先还应回到学术与文化的语境中来,而不能受商业之风的支配。

  为什么这样说呢?稍微了解一点中华文化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元典文化。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元典文化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嗣后,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获得巩固与发展。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分,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

  中华文化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因而四书五经之类都是教人立身行事之类,兼具学术与意识形态、宗教教化的性质,倡导的是知行合一的人格,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为不同。因此,世俗化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而世俗化与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通的。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作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可见儒家的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是通俗化很强的一部书。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庄子的思想因此而在语体上采用“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来写作。所谓“以寓言为广”,即采用寓言方式来阐发其中的哲理,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逍遥境地。而《庄子》中的寓言,大量依靠对话体来加以表现,读起来文学性很强。这也说明,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的经典就树立了关注通俗的风范。因此,认为经典高不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西汉时的扬雄试图将经典玄奥化,模仿《论语》写作《法言》,效仿《周易》创作了《太玄》,现在看来,这本书真是太玄了,当时就被另一个学者刘歆讽刺为可以用来盖酱坛子,后来北宋苏东坡也批评扬雄以艰深文其浅陋。

  但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经典毕竟是经典,《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因而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比如《老子》这本书;同时经典是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有的经典本向属于上古时的历史文告与占卜之书,必然是难读难懂的,如《尚书》、《周易》,这些书当然不可能像现在的网络白话那么好懂,经典快餐化的结果便是消解经典。

  还有一些经典书看上去浅显易懂,实际上韵味无穷,好读并不好懂,不过,经典的境界正在于此,所以古来一些大思想家,常常在语录体上下功夫,比如孔子与朱熹等人,甚至禅宗的经典《五灯会元》之类也是如此,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西方的哲人对此不尽能理解,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孔子的思想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什么体系:“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的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真理观。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在悟性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论语》正体现出这样的境界。因此,解说经典不妨深入浅出,但必须有着深湛的人生阅历与丰富的学识方能臻于此境,像现在的一些人本身并无多少学养而大胆演绎,虽然红极一时,但速朽亦属必然。

  至于现代一些不看书、不思考的人,希望仅仅通过听讲就能读懂经典,其结果往往是矮子看戏,承虚接响,接受的多为二手货。现在人们好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经典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如果因为自己不下功夫而指责经典难懂难学,这种心态恐怕只能是说一种奢望。当前还有一些商家,试图将经典的通俗化说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使我常常想起现在投机成风的世俗心态,它与学术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为了发挥经典的文化与教化作用,中国古代历来注重对于经典解释过程中的通俗化,过去有所谓蒙学,就是将经典普及化,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循吏与良吏,非常重视用儒家经典教化百姓,风化地方,二十四史中这类记载很多。至于经典的商业化,则是现代以来才兴起的一种行当。学术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并非一回事,而且经典与学术是自律的,商业化则是他律的,二者从本质上是矛盾与冲突的。现在有人一方面大谈庄子的虚静淡泊,一方面则极尽媚世走红,这岂非对庄子精神的极大反讽?

  孔子说过一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贤人做学问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而今天的学者则是媚悦他人。庄子中还说过这样几句话:“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庄子的原意是说,当人们用圣人的道德去权衡与纠正一些不良现象与事情时,有些人会连这个权衡与原则也偷去为己所用。当前,倡导经典本是祛除浮浅,倡导深度,然而人们也不得不看到,经典在今天已经被窃为商业牟利的手段,自身的人文深度已经消失殆尽。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而是在所谓宽容的借口下听之任之。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道德与人格精神的守护,如果这道底线都被娱乐化,俗滥化,令人深感无望与齿冷。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本来缺少敬畏感,学术文化与思想文化承担着精神信仰与精神家园的守护功能,孔子晚年退而修六艺,即是整理前人经典,守护学术,为传承中华文化而殚精竭虑,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谓“发愤著书”便是对于这种人格精神的继承。不过,在如今俗乐过度的年度,学术这块圣洁的地方也未能幸免。既无宗教信仰又无道德自律的21世纪的中国人,其精神的溃败可想而知。当前,一方面,为了普及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经典,经典的通俗化固然是很要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缺少敬畏、过度世俗化的环境下,敬畏经典,守护经典,坚持学术,也许比起经典的通俗化与商业化更为急迫与重要——这就是我对于经典与通俗关系的基本看法。

  (作者袁济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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