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加速转动的改革齿轮让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年度关键词”：《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职教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重启顶层设计……

　　一项项举措，让“干了一辈子职业教育”的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代表兴奋不已。但兴奋过后，困惑却紧随其后，“政策很好，但我们去调研，不少职业学校日子仍然很难过，经费少、招生难，校企合作很难搞”。

　　“单凭教育部门搞不好职教”

　　在调研中，沈琪芳代表发现：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校，家家有“苦经”——“政府哭穷，哪里都要用钱，职业教育可以往后摆一摆；企业怕担责，招聘学生都想要直接能上手的；学校也知道该怎么办学，可手里就那‘几粒米’，难为无米之炊。”

　　“正因为此，职业学校，尤其是中职学校面临三个严峻问题：办学经费不足、师资缺失、生源不好。由于生均经费不足，很多职业学校便不开设需要大量设备设施的工科专业，转而开设成本较低的文科专业。比如数控专业，每台机器都是上百万，很多学校就不设这样的专业了。”沈琪芳感到很无奈，“但是这样培养不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啊！”

　　“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是另一种教育类型，其外延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单凭一个学校、一个部门抓职业教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沈琪芳说，职教新政之所以难落地，根本还在于没有“拧成一股绳”的制度设计，“要培养出色的职教人才，夯实中国制造的人才基础，必须具备过人的一技之长，而职业技能的培养只靠学校是远远做不到的。学校与企业要合作，地方的产业和职业教育要融合，职业教育只有面向经济主战场，与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布局密切配套，培养出的人才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也是更有质量、更受社会欢迎的。”

　　用有效政策黏合政府、企业和学校

　　沈琪芳代表建议，职教新政要落地，首先要打通责任壁垒，用有效的政策黏合政府、企业和学校，“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列入国家和省市‘十三五’规划，由政府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分工合理、协调顺畅、信息资源共享、配合紧密的管理体制，努力实现职教链与产业链对接。”

　　在此基础上，职业院校治理体制的优化是关键。“政府职能应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主要负责职业教育整体规划、政策制定、经费资源投入、综合协调、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等方面，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要赋予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积极研究推动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企业、中介及其他社会力量在职教发展中的作用。”

　　此外，还要建立和健全校企合作保障激励机制。“建议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规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权、责、利，并出台校企合作奖励、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授予荣誉等保障激励政策，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校企合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实现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实用人才。”沈琪芳代表说。（记者 邓晖 徐畅）

　　【声音】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代表：高职教育可试行“工士”学位制度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数量和招生人数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却无权为毕业生授予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位。高职院校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差异性很大，以单一的学历证书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建议建立高等职业“工士”学位制度，由国务院学位办牵头组成“高职教育学位授予标准起草小组”，制定包含学业水平和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要求的国家标准。建议从今年开始，逐步在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试行“工士”学位制度，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广到全国所有高职院校。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李海燕代表：让企业成为职教办学主体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参与不够深入。建议在全国遴选一批有条件、有影响的企业，授予教育型企业称号，支持其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开展学徒制培养、校企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在企业办学、校企合作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等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出台指导意见，建立针对集团的经费支持机制，在全国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的职业教育集团。（记者邓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