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出中国之魂，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

聚焦国学：融通古今，创新传统

　　关于国学的探讨与争鸣本是2005年教育界、文化界的热点现象，但在2006年度，其势头依然不减。岁末回瞻，令人感思。

精神营养    邹燕   绘

“国学热”势头不减

　　20世纪20年代，全国各大学纷纷兴办国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其中尤其以北大、清华与厦门大学国学院等最为后人称道和景仰，但不久停办。时隔将近80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于20世纪90年代得以重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2006年12月22日复办。不仅如此，民间的国学教育也方兴未艾。2006年7月，上海号称“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被紧急叫停，引起轩然大波。不久，另一个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再次于武汉隆重开张。北京宣武门的圣陶学院、北大西门的一耽学堂对学生从小进行国学培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6年以来，国学博客圈开通，尹小林先生主持的国学网开展了国学大师评选，“百度”搜索门户网站开通了全球第一个国学搜索频道———“百度国学”，提供大量的国学信息和古籍搜索。“国学热”在民间的蔓延，导引着四书五经、竹帛简文、中装长衫这些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老百姓视同“迂阔”、“酸腐”代名词的事物重新出现，引起广泛的关注。至于网上的“国学辣妹”之类，不妨作为插曲一笑了之。

　　与国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近年来在各类书市中异军突起，备受瞩目，而且带动了出版业。《论语》、《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国学经典名著成了热销的图书。

　　与此同时，对于国学的讨论仍在学术界与社会领域中热烈而理性地进行着，与2005年相比，认同的声音明显地多了一些，而国学教育实践的品味渐浓渐醇。

国学的当代定义与评判

　　出现上述“国学热”的这些现象有其必然性，它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身份追寻和确认的必然产物。当前的国学热潮涉及的问题很多，也很广泛，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究竟什么是国学？所谓“国学”，作为名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的，与19世纪中叶的民族文化自救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以及国人的沉睡麻木，许多有识之士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的爱国主义精神，起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但在具体的途径上，知识阶层的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人完全寄希望于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力图通过文化建设，开发传统的学术和教育资源，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振奋国民精神，真正振兴中华。从梁启超、严复到蔡元培、王国维，都持这种观点。20世纪初的国学思潮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形成。

　　笔者认为，国学一般指中国传统的学术简称，不过，如果从完备的意义来说，乃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因而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后者尤其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

　　第二，如何评价时下的国学热潮？在这一问题上，论者之间同样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人对此现象持积极欢迎的态度。他们认为，悄然兴起的“国学热”

　　是“文化寻根”现象的折射，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中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包括金钱至上、诚信缺失等，也迫使一些人尝试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比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仁爱”，崇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以及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所有这些，都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逐步积淀的传统文化、知识，会使我们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而一个不能与传统和解的民族，始终是处于无根状态的。一些人认为传统与现代不相容，既然提倡现代化，就不能再要传统。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与和谐理念及其辨证法思想是不相符的。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来看，现代文明正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获得长足发展的。如欧洲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中庸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

　　此外，有些人认为国学与西学不相容，这更是一种误区。因为，国学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即便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发展的话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前提下，对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

　　在著名国学学者那里，都是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决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

　　因此，重提国学，决不能回到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去。国学是会通中西的学术体系，它的精神与方法从来都是兼容并包的，而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则是盲目自大，拒斥一切来自国外的文化与学术。这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以及各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这种貌似“爱国”而实质误国的狭隘立场导致祸患的事例是很多的。它足以为今天我们的文化发展所借鉴。

国学教育的困境与前瞻

　　近年来人们讨论国学，兴办国学教育，自然离不开对于现行学科体制的改革。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学科建设偏重西方的学科理念，无形中造成了学科建设中注重分离的现象。国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后来式微，与这种西方本位的学科理论与建制有着直接的关联。现代的学科建制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与传统的学术经史子集的建构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貌合神离的问题。西方将文史哲分类的学科建制，对于将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用处，但是也造成将研究对象人为分割的弊端，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体性、有机性原则相背离，而国学讲究治学的总体把握，注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一体化。这种精神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国学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中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前几年有的高校实行的创办文史哲班也是在这方面的尝试。因此，与人才培养相联系，对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要以创新的意识予以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筹措。这包括对国学专门人才的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学位体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等。尤其是国学学位的设置可谓迫在眉睫，真正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人才的培养。

　　目前，国学在中国存在着制度上的先天缺陷。解放后，中国的教育体制基本模仿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在教育内容设置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偏颇：一是西方文化的比重大大高于中国本土文化；二是科技文化的比重大大高于人文文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共同箴言。西方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理念，完全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理念。这样设置的后果是传统文化被忽略，甚至被边缘化、妖魔化。而中国古代书院的形式，在教育上强调学科的整体化、有机化等这些好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却被废除了。

　　“五四”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不少教育人士就看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1925年7月，清华大学设立国学门，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他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

　　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对重建中华文化与中华之魂的意义，足可以为今人所借鉴。随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从事国学研究的实体，取得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优秀成果。

　　国学在当时的兴旺，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化自觉意识的呈现。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内，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没有专门的国学学位，从而直接制约了国学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极不应当的。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教育资源的国度，国学教育理所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前重建国学教育体系，以及国学学位的设立，看来势在必行。

　　（作者袁济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1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