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创新的人民教育家
——纪念汪达之诞辰100周年
大朋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从旧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在教育领域大胆创造实践,提出“生活教育”的一系列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反对读死书,主张读活书”、“求真知,做真人”,实行“小先生”,组织“工学团”,进行“活的教育”……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对中国旧式教育的一场大革命。因此,他的学生中出现不少人民教育家和教育人才。汪达之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个。

  汪达之,安徽黟县人,1903年4月21日生。他家境贫寒,很早就发愿要“为穷孩服务”奋斗一生。他在晓庄师范学习未毕业,就被陶行知选拔到新安小学,放手让他担任第二任校长(第一任由陶行知兼任)。他到校经过一番调查后,一面设法度过面临的经济难关,一面贯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把家境贫苦、努力求学上进的学生吸收作为基本学生,学校供给食宿,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生产,取消班级界限,实行“小先生”: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学了去教人,教了再来做学生”。大家共同订学习计划,课程从实际出发,主要是作文、写应用文、说话、演讲、算账、记账、科学把戏(科学小实验)、拆装钟表、做动植物标本、时事(读报讲形势)、史地知识、向农民学种庄稼、种瓜菜、向泥瓦匠学砌墙、盖校舍,到社会上做调查……就这样,不仅度过学校的经济难关,还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学生人数猛增到近200人。这是汪达之最早的创造。

  学校的天地是有限的,怎样实现“社会即学校”?汪达之大胆设想创造,挑选7个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当时的“冒险家乐园”上海去学习、参观、锻炼。一切布置停当后,他写信给陶行知老师。陶行知全力支持,并亲自到火车站迎接。50天里,他们参观了工厂、学校、机关、大世界、贫民棚户区、外国租界……又到大、中、小学作报告、演讲,轰动了整个上海。他们生活的费用,全靠自己卖报、演讲、写稿解决,还剩下100元钱带回学校添盖校舍。陶行知写诗称赞他们这次的收获:“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这次成功,使汪达之更大胆设想,把“社会即学校”扩大到全中国,到全国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救亡。14名基本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他自己担任顾问团员,把一切工作交给团员自己去做,他只从旁顾问指导。

  用什么办法才能吸引民众,唤醒民众抗日救亡?他想到电影。当时只有黑白无声电影,大城市才有几家电影院,中小城镇还看不到电影,农村更不用说。但是买一套电影设备谈何容易?汪达之只有向陶行知求援。很快他就接到回信:“活动影戏机(电影)是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单相思已有7年之久。你如今也做这个梦,真是再好也没有了。”陶行知随即拿出母亲去世所得500元人寿保险金给汪达之,并帮助设法购买。几经周旋,终以半卖半送优惠价买到一台七八成新的电影放映机,还得到各方捐助的幻灯机、唱机、麦克风、几部抗战新闻和故事短片及一部小型发电机和运输汽车。汪达之立即带领几个学生到上海,学习操纵和使用这些器械、车辆。电影界先驱蔡楚生闻听此事,称赞说:“新旅小朋友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乡村流动电影放映队。”宣传抗日影片时他们遇到过国民党宪兵队的殴打,还时时挨饿受冻,在陶行知的帮助下,汪达之带领大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以后他又率领新旅北上华北抗日前线,到绥远慰问抗日军队和人民,然后经过草原和沙漠,一路学习宣传到达甘肃省兰州。后来又南下武汉。此时正是武汉告急,陶行知从国外回来,也来到武汉,他高兴地说:“新旅的实践打破了许多人认为‘生活教育’是空谈的谬论,这是很大的成绩。”兴奋之余他写了一首《三万(里路)歌》:“要把眼睛儿打开来看呀!要把脑袋儿放开来想呀!要把光阴儿腾出来玩呀!要把嘴巴儿张开来谈呀!要把双手儿拿出来干呀!”

  以后,汪达之率领新旅经长沙等地来到桂林,利用当地有利条件,把新旅发展到100人,组成十来个不同的工作队,又重建了新安学校,工作范围南到广西桂林前线,北到贵州省贵阳市,东到浙江东部、广东曲江一带,写下新旅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941年后,大后方形势急遽恶化,汪达之和新旅在党的领导下,秘密转移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汪达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被调到教育部和广东民族学院。“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打掉一颗牙齿,也丝毫不改初衷。为了穷孩子的教育,他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热恋中的女友为此离他而去。直到1946年,日本投降后,他才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志同道合的杨南琛结婚,此时他已43岁。

  1930年汪达之刚到新安小学不久时,学校处在最困难时期,他和老师们有时连稀粥也没得喝。陶行知得知后,给汪达之和老师们写信说:“你们在川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并给他们题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是陶行知(当时名陶知行,后改名)最早的题词,是给新安小学,也是给汪达之的。后来,陶行知才把它转赠给许多献身教育事业的朋友和同志。

  现在,回顾汪达之的一生,用这句话来表明和总结,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1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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