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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行特别报道浙江篇:上紧高教“质量发条”

www.jyb.cn 2015年05月21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计量学院学生车模竞赛现场。(资料图片) 

  高速列车驶出北京南站,以近300公里的时速沿京沪线一路南下,5个多小时后抵达西子湖畔的美丽城市杭州。 

  这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犹如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数据显示,浙江高校已经从1998年的32所增加到2014年的108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不到9%提高到2014年的54%,在全国省区中位居前列。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快的外延式扩张,带来的是质量提升的困惑。在多年前举行的一次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暑期读书会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所在—— 

  教学地位不高,一些学校主要领导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学上的较少。教学投入不足,该开的课没开,或归大堆开大课。教学方法落后,一些不好的教风学风滋生,学生逃课有加剧态势。专业设置雷同,社会急需的专业开不出,严重供过于求的专业减不掉,等等。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也曾告诫全省高校的书记校长们,“我们已经到了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升级的关口”。 

  面对家长的呼声、社会的批评,对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刘希平的回答掷地有声:“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先解决什么问题,作为领导就是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深入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浙江高教不断上紧“质量发条”。围绕课堂教学创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学生学业管理、大胆向高校放权等,浙江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打出了一套强化教学中心地位的“组合拳”。 

  每年组织校长教学述职,鼓励高校创新课堂教学手段—— 

  向课堂教学要质量 

  4月10日下午2点,在浙江省教育厅最大的会议室里,一次特别的述职会正在举行。 

  第一个述职的浙江工业大学校长张立彬走上台时,他竟然感到有些紧张。 

  看到台下的听众中,既有省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又有多名教育督导员和教育界人士,本想脱稿的张立彬犹豫片刻后,还是老老实实翻开随身带来的材料“照本宣科”了。此次与张立彬一起走上讲台进行现场述职的,共有10所本科院校的校长。 

  这是浙江省举办的首次高校校长年度教学述职评议会的一个场景。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今后教学述职评议将制度化,按照一年本科院校,一年高职院校交替进行,并采用书面述职与会议述职相结合的形式。每次测评后,省教育厅将形成综合分析报告,向参评高校通报。 

  几天后,在张立彬的办公室里,他轻松地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教学述职的情景:“尽管我们学校最近几年在全省教学业绩考核中年年名列第一,但是第一个述职还是有些紧张,因为这是省教育厅向全省高校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必须切实落实教学的中心地位。” 

  “一个不关心教学的校长不是好校长。”在刘希平看来,“作为校长,就要时时把教学记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这也是浙江省推出高校校(院)长教学述职评议活动的目的所在。 

  课堂是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主战场。课堂兴,则教育兴。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影响浙江高校教学质量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就在课堂教学上。 

  “长期以来,不少高校的课堂教学死气沉沉,满堂灌、照本宣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刘希平说,“念笔记、抄笔记、考笔记俨然成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一种永不改变的潜规则。” 

  问题找准了,就要对症下药。2014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向全省高校印发了《课堂教学创新三年行动计划》,鼓励高校积极进行课堂教学创新,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基层教学组织,全面推行弹性学分制,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权,扩大小班化教学,推广分层教学。 

  “行动计划”是顶层设计,更是“指挥棒”。在实践中,浙江高校闻风而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大胆探索,各种课堂创新之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柯孔林老师的“商业银行经营学”课堂上,“特邀教师”杭州银行信贷部主任彭彬,结合自身丰富的工作实践,向学生生动讲授了商业银行贷款各环节的操作规程。 

  “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日新月异,单纯的课堂理论讲述容易与实际脱节。”柯孔林介绍,“商业银行经营学”共48课时,他拿出了6个课时邀请实务精英讲授。“实务精英把行业前沿知识嵌入课堂教学,学生普遍反映好听、爱听,大大提升了授课效果。” 

  截至目前,浙江工商大学共安排“实务精英进课堂”223次,总计投入50余万元。 

  在中国计量学院,针对大一新生开设的研讨课,同样风生水起。“第一次在课堂上发现学生发言比老师讲的还多,课堂讨论很激烈,产生了很多新的观点。”大一学生夏影兴奋地对记者说。 

  这是中国计量学院实施“大班授课、小班讨论”课堂改革,深化课堂创新,大力推进小班化教学的又一举措。目前,学校已经采用教改立项、短学期制、新生研讨课等各种方式推进小班化教学。2013至2014年,全校30人以下的教学班已有654个。 

  “到今年7月,全校小班化教学所占比例应不低于20%。”副校长宋明顺说,“根据小班化教学需要,学校还将于今年暑期改造20间小班化交互教室。” 

  加强学生学业管理和指导,完善转专业制度—— 

  向教学管理要质量 

  一直以来,我国的大学都是“严进宽出”。经历过激烈高考竞争的学子们,进了大学后仿佛张开了自由的翅膀,学习动力和压力随之消失。于是,上课睡觉、逃课司空见惯,甚至考试作弊也时有发生。 

  但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按时毕业,很多高校一再放宽毕业标准。因此,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每年各高校公布的大学生毕业率都在95%以上。这一点,浙江高校也不例外。 

  对这种不能从严管理学生学业的现象,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深感痛心。2013年8月,在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暑期读书会上,夏宝龙向在座的书记校长们接连发问: 

  “2012年,我省几乎所有高校的毕业率均在95%以上,就是说95%都是合格的。对此,我要问一问:真的有这么高的合格率吗?真有这么高的合格率的话,我们的教育群众还会不满意吗?” 

  夏宝龙的话,像一记重锤击中在场书记校长们的心。他进一步强调,“高校教学管理还是要严字当头,给学生一定的压力,用压力激发学生向上的动力”。 

  省委书记的告诫,既是压力,也是动力。2014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 

  《意见》在学业管理上坚持“严”字当头,强调经考核评价未达到培养合格标准的学生,须重修课程或延期毕业;严格考试管理,建立试卷事后评审和抽查制度,实行试卷密封匿名改卷;学校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毕业前清理性考试;严肃处理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行为,建立考试和毕业论文抽检制度;建立健全学业预警和退学制度,对无法达到专业毕业要求的学生,须按规定给予留级、转学、退学处理。 

  同时,《意见》提出,在严的同时,要把对学生关心帮助指导贯穿始终。尤其是对学习确有困难学生要关心帮助,分类建立学生学习困难评估制度,帮助“学困生”制定学习提升计划。 

  在高校调研时,刘希平获知不少学生之所以对学习没有兴趣,不是因为不爱学习,而是从内心里就不喜欢所读的专业。“我们要最大限度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尽可能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刘希平说。 

  在充分调研、广泛论证的基础上,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普通高校学生转专业的指导意见,引导高校在政策和制度允许范围内,扩大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放开学生转专业的限制。其中,特别强调要满足对专业学习困难学生转专业的需求。 

  如今已经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的李震宇,本科就读于杭州电子科大。中学时就是一个电子发烧友的他,高考时因分数限制,没能进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习。 

  上大学后,李震宇得知学校推出新的转专业政策,感到只要自己努力,就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专业。于是,他开始努力学习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同时自学专业课程,还在课余搞起小发明小制作。 

  一个学期结束后,李震宇提出转专业申请,尽管他的专业课成绩并非最优秀,但他的电子设计作品受到了电子学院老师的好评,老师们都觉得他是个好苗子。终于,李震宇如愿以偿转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新的专业,他如鱼得水。 

  如今在浙江高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像李震宇一样,通过转专业找到了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4学年,浙江全省高校共有19606名学生申请转专业,转成13678名,转成率为69.8%。 

  为了引导高中生自主选择、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向高校输送更多优质生源,2012年10月,浙江省教育厅还出台了高校面向普通高中学生开发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的指导意见,以此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2014年,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建立委厅领导每年进课堂听课制度;2015年1月,省教育厅又下发通知,明确规定相关处室每年组织到学校听课不能少于10次。 

  实施助讲培养制度,组建青年教师发展中心—— 

  向师资建设要质量 

  外延式发展,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大,带来了又一个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大问题:这就是师资紧张,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素质上,均难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一些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未经进修、培训和教学基本功的训练就走上讲台;部分学科教学工作量大,青年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自修提高;教师的进修、培训工作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浙江某高校一位资深的教务处长对记者说。 

  高质量的教学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刘希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刘希平认为,对青年教师应当更宽容一些,“学过教育的人不一定能当好老师,走上讲台,需要有助讲经历的锻炼。” 

  2012年12月,一个旨在帮助青年教师尽快站稳讲台的指导意见出台了。根据《意见》,高校须对新聘用的青年教师,包括教学经历不足3年的青年教师,“一对一”确定指导教师,师傅带徒弟,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助讲培养,期满考核合格后方能独立上讲台。 

  张飞燕是浙江师范大学数理信息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一年前,她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走进浙江师范大学,一进校门她就跟着学院的陈欣副教授当了一年的徒弟。 

  陈欣长期讲授“C语言”这门课,既有理论储备又有经验积累。听课、备课、准备教案、制作课件、组织试讲,每一环节都经过陈欣老师把关后,张飞燕终于顺利站上了讲台。 

  “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由导师领路,让我彻底避免了只能依靠观看网络教学名师讲课视频起步的学习形式,跟随导师的学习、模仿能让我更快地上手。”张飞燕兴奋地说。助讲结束后,她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研修班。“我们四五十个青年教师一起相互听课评课,每次活动学校都会请一位专家来点评指导,真的收获很大。” 

  助讲制度,帮助青年教师过入门关,让他们能够自信地站上讲台。但是,怎样才能让青年教师更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更快地成长为名师,甚至大师? 

  名师、大师的形成,如同蘑菇的生长,不必刻意去种,重要的是要去创造适宜蘑菇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只要有充足的水分、阳光和养分,蘑菇自然会生长起来。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浙江省教育厅鼓励各高校创造条件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在浙江工业大学校园内,有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不要小看这个装修成咖啡馆一样的小楼,如今这里可是学校青年教师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原来,这是学校去年专门成立的教师发展中心教学工作坊。 

  每周二下午,总有一批青年教师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个小楼,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品着咖啡,一边与国家级名师自由交流。这便是浙工大今年推出的“名师下午茶”活动,是专门为青年教师与名师零距离接触的一个交流平台。 

  “我们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午间教学沙龙、教学论坛、教学爱好者QQ群、教学技能比赛、微课教学比赛、教学示范课观摩、课例研讨、课堂教学改革专项等一系列平台,全方位建设教师的成长社区。”校长张立彬说。 

  陈思是浙工大化工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但凡看到校园网上公布的午间教学沙龙海报,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每期不落。“利用轻松的午餐时间来倾听、交流教学经验,大大减少了自己在教学中摸索的时间,而且这种形式比网络平台更加真实生动,更有感染力。” 

  如今在浙江,各高校为教师成长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名称五花八门。比如,浙江工商大学的“大地计划”和“蓝天计划”,分别选派一批教师到企业一线参加实践锻炼或到国外名校进修;浙江师大将每年9月定为“教师教学活动月”,从学生最爱的教师所授课程中选出一批优质课程,设立“教学观摩课堂”,着力培养一批“金嗓子”教师队伍。 

  下放专业设置权和教师职称评审权,完善评价考核制度—— 

  向深化改革要质量 

  主管高教的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汪晓村常说:“真正重视教学,就要做到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热爱教学、科研促进教学、经费保障教学、管理服务教学的有效机制和良好氛围。” 

  落实教学中心地位,浙江高教正逐渐走上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轨道。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在这些深层问题中,对教学影响最大的是专业设置。“优秀专业、特色教学太少,学科、专业同质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刘希平说,“更让人担忧的是,社会急需的专业我们开不出,而已经严重供大于求的专业又减不掉,专业建设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追根溯源,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深层原因是高校的专业设置权统得过死,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没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力。 

  怎么办?一个字“改”。可是,过去那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刘希平再三强调要切实防止。 

  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浙江独有,但是,对正走在内涵发展路上的浙江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坎。 

  经过认真调研和充分论证后,2013年10月,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落实和扩大普通高校专业设置管理权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专业设置权下放给高校。 

  “我们特别强调,省教育厅只负责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指导和质量监控管理,主要审核高校的专业发展规划。”刘希平说,“对高校申报已纳入发展规划的专业,省教育厅只进行形式审核。” 

  浙江省教育厅今后每年向社会公布全省鼓励类、限制类专业的目录,发布近三年各专业就业、布点、招生等情况,作为高校专业设置的重要参考。 

  据统计,截至2014年,浙江省高校的专业已覆盖了12个学科门类,专业布点总数为3693个,基本建立了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发展格局。 

  攻克专业设置权下放难题后,又一个改革难题出现了,这就是要不要将高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 

  早在几年前,浙江很多高校的校长就呼吁省教育厅将这个权力下放。浙江一位省属高校的校长对记者说:“如果学校有了这个权力,我们就多了一个有效引导教师自觉投身教学工作的手段。” 

  于是,浙江省教育厅终于痛下决心,决定从2014年起推行这项改革,允许省属高校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可以“自定标准、自主评聘、自主发证”。 

  浙江工商大学财会学院的老教师吴晖,是下放职称评审权的首批受益者。因教学成绩突出,从教29年的他曾多次获得校“教学名师”称号。 

  然而,当了14年副教授的他,因为科研不太突出,一直无法评为教授。这成了吴老师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不过,这一心结不久前终于解开。2014年12月,吴老师顺利通过浙江工商大学正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成为一名教学为主型教授。 

  浙江省教育厅明确要求各高校在职称评审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对教学业绩与效果差的教师,在职称评审时实行“一票否决”,逐渐改变以往“重科研、轻教学”的评审导向,充分体现了教学的中心地位。 

  同时,浙江从2009年开始试行省属普通高校本科教学业绩考核结果与财政拨款挂钩制度,对省教育厅直属的16所普通公办本科高等学校进行考核。省财政在年度经常性预算经费中安排1亿元资金,与高校教学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对评价总分排名第一名的高校,按生均定额拨款标准的15%给予奖励;第二名至第五名,按10%奖励;第六名至第九名,按5%奖励。 

  此外,从2011年开始,浙江省教育厅委托省教育评估院,每年开展“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与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通过第三方评价,倒逼高校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 

  “抓高校质量建设,加强教学是一项能让学生受益、却会让自己受累的工作,是一项于长期有益、但短期内未必能显露业绩的工作。”采访结束前,刘希平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愿不愿抓教学,能不能抓教学,考验的是政绩观,是能力和水平,也考验爱心。”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些年,浙江教育行政部门打出的一系列推动高校内涵发展“组合拳”,既有倒逼而“破”,又有顺势而“立”,是“破”与“立”的有机统一。凤凰涅槃,方能浴火重生。变化,已在浙江高校悄悄发生。(记者 蔡继乐 朱振岳 陈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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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刘继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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