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精神与北京大学

摘 要：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丰富内涵、文化渊源、现实意义进行初步探讨。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未来。特别是在世界走向“多元一体化”的今天，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的精神，更值得弘扬。

关键词：西南联大精神；北京大学；多元一体；大同世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形成的一所特别大学。在国破家亡的极端艰难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怀着正义必胜、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肩负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崇高责任感，以“中兴业，需人杰”自激自励，团结合作，敬业求知，行大道，求真理，成就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引发了国内外的瞩目和研究。西南联大结束七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的声名不随岁月而消失，反倒越来越响亮。海内外学者探究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涵，希望西南联大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西南联大校友马识途先生的话可为代表：“我一直在为西南联大之所以为西南联大作深层次的思考，到底什么是联大精神？”[1]

西南联大精神，尽显中国大学人的血性与风骨

西南联大的实体已经成为历史，但其精神依然光华四射，人们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表述十分丰富，大致有：

第一，“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于同学，有了真正的合作的精神。”“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除了有真正合作精神之外，又有其真能吃苦的精神。”（陈序经，1943年） [2]

第二，“三校‘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是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戚攸关。……联大彼此间有大的度量，容人之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否则，不能长久维持。同时要有希望别人进步的精神，大家彼此竞争，不但希望个人好，而且希望别人好。”（刘时平，1946年）[3]

第三，“九年来的合作，是最高兴的一件事。别的大学在困难中，不能持久，而三校在流亡九年，甚至搬家和招考时都联在一起。”（胡适，1946年）[4]

第四，“让我们八、九年来在昆明同事的人想一想：在勉强的情形下，有勉强的结果，主要是依仗了三校合作的精神，今后精神依然存在。为了以后的成就，本着原有的精神，互相合作，每个学校都可以对国家有贡献。”（梅贻琦，1946年）[5]

第五，“北迁之举，三校师生仍联合发动……一亦以表现八年来通力合作之精神，彻始彻终，互助互让。”（梅贻琦，1946年）[6]

第六，“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郑天挺遗稿,由郑克扬等整理删节,2000年)[7]

第七，“西南联大的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 · 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做出了好榜样，使各系教师都能精诚合作……”（朱光亚，1998年）[8]

第八，“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赵瑞蕻遗稿,2000年）[9]

第九，“毫无疑问，爱国主义精神是联大精神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作为西南联大标志性的为联大人所共同崇奉的思想和精神是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三大学所继承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了。”（马识途，2008年）[10]

第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联大师生取得重大成就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在教育思想方面，联大一直坚持了‘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的精神。……三校的团结合作及其组成人员的奉献精神保证了联大的成功。”（李曦木，2008年）[11]

第十一，“联大有四个‘可纪念者’，其中之一即为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张玮、朱俊，2014年）[12]

第十二，“西南联大不可复制，但其“‘行大道，求真理’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郭建荣，2015年）[13]

……

西南联大精神的内核：人和事成

顺序而看，我们发现对西南联大精神的理解和表述，随着时间的变迁有着共同之处，但也各有侧重。今天的研究者比较侧重爱国、民主、科学；身负重担的亲历者当年则更看重合作、团结、同甘共苦等。而于爱国、民主、科学，却未提及。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以为“爱国”对当年的西南联大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至于民主、科学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当人们沐浴在爱国、民主、科学的环境之中时，对爱国、民主、科学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它们已经“深入地融合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14]。马识途先生的话可为有力的佐证：“这种科学和民主精神可以说融入到西南联大师生的灵魂中去，无论老师的教学和科研，学生的学习生活，以至为人处事、校务社会活动，无不本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办事。联大虽然由三大学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校务，但关于教学的大政方针却很尊重教授会议的意见。……关于学生的事却多由学生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学生自治会来负责。……”[15]

民主、自由、科学的学校环境是大家的理想，但理想要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现实是，“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的三所大学，能否联合起来，坚持下去”是当时面临的第一关。参与长沙临大筹备，后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在1943年曾写道：“我因为在旅馆住得不便，乃到湖南教育厅问朱经农先生，我能否搬入长沙圣经学校居住。朱先生告诉我道：圣经学校虽已定为‘临大’校址，可是‘临大’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在那个时候，不只朱先生不能预料‘临大’能否成立，就是一般的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人，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风都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程上的分配，以及其他的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16]

这许多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国难当头、为国为校、以大局为重的大前提下，被西南联大师生一一解决了。当然，这并不容易。只要看看只有西南联大合作九年，与抗战相终始，以至于一提“联大”，人们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好像除了“西南联大”，再无联合大学。其实“自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致教会大学之合并或计划合并为联合大学的，并不只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这三个大学，然而有的合并以后而分开，有的始终没有合并。只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今还是一个联合的大学。所以‘联大’这个名字，现在已变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特有名字。”[17]不像有的大学 “联而不合也不和”结果“昙花一现”[18]。由于联合不容易，所以当年的联大人倍加珍惜。

“合作”是需要条件的，主要在人，关键在领导。远大目标、中心理念是靠可操作的具体细部来实现的。西南联大的领导、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陶熔出来的硕士大家，并具有开新思想，吸收兼容西方文化，有多年管理大学的经验，深知民主科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对培养人才、发展学术的重要，并为此而尽心尽力。蒋梦麟认为合作是勉强不来的，必须彼此相互了解，然后才能合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本是“通家”，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19]三常委不仅彼此了解，而且有相同或相近的办学理念。梅贻琦认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20]蒋梦麟则说自己“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21]张伯苓立志终身从事教育救国大业，造就大量勇敢、果断、有远见、有魄力之青年人才。为达此目的，他认为“惟要在能力行师生合作，以共谋校务之发展，养成团体之精神。”[22]知行合一，于是便有了陈序经先生所讲的情况：“我们三位校长的合作精神，固是随处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同事之间以至师生之间的合作精神，也是随处可以看出来。……同事之间，在这数年来过从之密，是超了所谓校与校的界限。在同学之间，在最初三四年间虽尚有北大清华与南开之分，然而上课食宿，并没有这种区别，近二年来，我们差不多只有‘联字号’的同学，而没有三校之分。至于师生之间，六年以来可以说是很为融洽。”[23]

融洽不等于没有矛盾。联大常委会第一三二次会议议决“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24]郑天挺在南来之后本欲专心学问，不再兼任行政职务，于是再三婉拒、坚拒而未获准，故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只好牺牲个人”，就任联大总务长职。1940年中，随着战事的紧逼，教育部令西南联大做迁往四川的准备，为考察校址筹备搬迁，开始推荐人选，只考虑谁合适就推荐谁，并不考虑所属学校。但事后发现六人皆属北大之人时，觉其不妥。郑天挺于是找蒋梦麟谈“迁校事最好由三校共任之。”结果，常委会议决“枚荪、子坚、岱孙入川”，三校各一人。1940年下半年，有教授议论于常委会下设“校务长”，以促进校中行政效率，表示对梅贻琦不满。梅得知后不爽，有辞意。郑天挺考虑“月涵果辞常委会主席职，则必由孟邻师继，如仍以余为总务长，逵羽为教务长，今甫为秘书主任，则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万万不可者。”[25]可见郑总务长处处事事考虑到三校的合作问题。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和而不同”，创造了奇迹。

联大人心系家国，合作包容，为国家民族的担当精神源自三校。“校园中曾多次举办过讲演会或座谈会讨论民主与科学，那实质上仍是‘五四’民主与科学主题的承袭和高扬。……我想这或许就是由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所肇源的近代文化的精义所在，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一个奇迹……则是有恃于这种深厚的近代精神的原动力。”[26]

联大精神源自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人和事成”誉为“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和”是关键的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步步递推，把“人和”推为成就事业的首要因素。西南联大的实事正是“人和事成”这一光辉思想的最好诠释。

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内涵：行大道，求大同

述往事思来者。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英国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沿着资本扩张的道路，逐渐形成了强势的西方文化，并不断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至于霸权主义，其所造成的种种危害逐渐显现。西方学者反思：“我们征服自然和让自己更舒适的偏拗、狂热的冲动，已使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并面临崩溃。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现在该是从这种偏执中觉醒，反省我们的根本问题的时候了。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27]出版了诸如《塞莱斯廷预言》《帝国》等著作，希望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自觉”，即“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进而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即包容各个独立国家，而又高于各个独立国家的“大同社会”[29]。但这需要东西方的思想融合达到“更高的层次”[30]以产生新文化。

当前，世界的大环境是各种文化正在“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31]，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向“全球化”；发展大势是“合作共赢”“世界一体”。人们的认识会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开始反思过往，进入“文化自觉”。于是发现“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还有通过‘仁慈’与合作来保持生存的本能。或许只有到了逼近深渊的‘最后时刻’，人们才会被迫去摸索一条合作之路。”[32]“多元一体”的世界格局已经露出曙光。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的，而应是相互协调的。这就要培养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北京大学即有这样的传统，从‘五四’运动开始，它在近代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她最早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她提倡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反对霸权，反对控制他人；她提倡世界大同，……”[33]“世界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之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34]于是中国智慧发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因为人们希望“结束国力不均的国家间的冲突，确定各国间的平等”。可以预见，中国智慧将引导人类向互信互助、交流互鉴、平等协商、合作共赢之路进发，毫无疑问，这是通向“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之路。

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今天社会发展大势如此，我们就要关心“怎样去培养出善于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能和平共处、并肩前进的21世纪的人”。所以，西南联大合作、包容、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的精神，正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费孝通先生希望 “北京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继续培养出蔡元培时代能兼容并包、进行综合发挥，还要能接上本土五千年的历史、有开阔胸怀的大学者。”[35]我以为这也是费老对所有中国大学的希望，抑或是对所有学校的希望，而绝不局限于北京大学。（作者：郭建荣，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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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2]梅贻琦.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益世报,194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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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