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素质教育的真谛

    “上世纪80至90年代，老师是课堂上的绝对主角，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一切教学工作都服务于升学率。2000年以后，课堂教学开始提倡合作、探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到发挥，老师不再满堂灌了。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教学已经突破了课堂，甚至突破了学校，学生参加课外实践、研学旅行，学生的能力与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在教学岗位上工作了近40年的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第三中学教师吴世民，见证了30多年来中国课堂教学的变化。

这些变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缩影。从概念的提出到实践探索，并发展到今天的核心素养，素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今年79岁的黄泽南，早已从湖南省汩罗市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是当记者询问起30多年前汩罗的教育情况时，老人仍记忆犹新，他连用了几个“特别”来描述那段过往：复读生特别多，班额特别大，片面追求升学率特别严重。

其实，这样的境况当时绝非汩罗所独有。据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回忆，他刚上任，就见证了一场惨剧。当时，某中学一名14岁的女孩，因为没考上高中，喝了农药，死前对着录音机哭着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辜负了父母的培养，希望弟弟能够实现父母的愿望，将来考上大学。“此类事件很多，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改不行了！我是管基础教育的，这些事件触发我去思考。”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国家对策小组，柳斌任组长。

也是在那一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人的素质提高，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因此，素质教育的提出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教育自身改革的需要，还是时代发展及社会变革的需要。

1987年4月，在义务教育教材大纲编写的汇报会上，柳斌提出，基础教育应该是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打基础的教育。

然而，当时的理论界对于素质教育的意见并不统一，反对声音很明显。有人直接提出了“三问”：“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有没有法律依据？”“素质教育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

也正因此，以这三个问题为导火索，教育界展开了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93年。持续了近8年的大讨论结束后，备受争议的那三个问题慢慢不再被提及。后来，柳斌专门撰文阐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并从教育目标、教育体育、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上阐明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从而使素质教育的体系问题及理论依据问题更为明晰。

1994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李岚清同志在会议中指出，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1995年前后，素质教育开始进入试点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南汩罗与山东烟台。1996年，原国家教委在湖南汨罗举行素质教育现场会，1997年，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从而把这两个地区推向中国素质教育发展的前台。

199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即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明确了素质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保障措施。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向全国正式推广素质教育，同时，也标志着素质教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随后，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素质教育都有涉及。2006年，《义务教育法》重新修订，素质教育被写入其中，至此，素质教育终于上升为国家意志。到了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出台，实施素质教育被提升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高度。

将学生从考试重压中解放

一位来自华中某省的中学教师描述了2000年时初三的“疯狂”：学生天不亮就要起床，晚上近12点才能睡觉，每天要在教室坐大约17个小时。因为中考不考音、体、美等科目，学校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一个月，就提前结束这些课程，把时间用于应试科目备考。他说，连一些初三的任课教师都承认：“很多学生被考糊涂了，考呆了，但没办法。”

实施素质教育，彻底扭转应试教育的局面，当务之急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重新还给学生。

早在1988年5月，原国家教委就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学校严格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不得额外提高教学要求。1994年，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要求原则上保证小学生每日有9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睡眠。通过对教师教学行为和作业做出相应规定，同时对教师教育观念进行引导，校内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得以缓解，学校组织的考试少了，考试排名取消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少了，校园里、操场上的欢声笑语多了。

进入21世纪，为了更深入地落实减负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小学选择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下午放学时间被提前到三点半。于是，放学后学生谁来照管、怎么照管的“三点半难题”随之出现，这一难题也催生了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因此，近年来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重新抬头，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学校课业负担在减少，来自校外辅导机构的课业负担却在增加，减负的战场从校内转到校外。

为此，今年2月，教育部与民政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这也是我国减负60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运用国家政策工具向校外培训机构“开刀”。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减负的同时，国家也同时启动了招生考试制度改革。1999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高考改革要“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这次改革，在考试科目上开始推行“3+X”考试方案；在考试内容上更测重对考生能力与素质的考查；与此同时，开始实施计算机网上录取。这次考试制度改革，是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一次改革。

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校课程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态势；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综合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变化，都要求对传统的只考文科或只考理科，以及仅以高考成绩为选材标准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史称“新高考”。新高考在内容上取消了文理分科，规范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录取方式上以“两依取一参考”为录取标准。这就确立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这次考试改革制度率先在浙江、上海试水。无论是浙江的“6选3”模式，还是上海的“7选3”模式，考试科目都有多种组合方式，学生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2017年，浙江、上海迎来了新高考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尽管新高考改革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但是招生考试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方向是对的，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且，随着新高考的全面铺开，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招生考试制度也将会日臻完善。

聚焦学生全面发展

没有讲台，教室里除了一面玻璃墙外，其余三面全是黑板；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钟，其余时间全部留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上台讲，可以互相提问和质疑，可以互相评价，可以根据课文内容进行情景表演……

这是2005年前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尽管今天人们对于“杜郎口模式”看法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它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

而“杜郎口模式”正源于一场更大规模的教育改革。

破除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后，拿什么让素质教育来“立”呢？事实上，早在1999年，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开始启动。200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同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要从知识传授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转变。在这一价值导向下，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式、课程评价及课程管理模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等一批学校就是率先进行课改探索的排头兵。

这次课改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八次课程改革，也是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它甚至也可以说是为素质教育“量身定做”的一次课程改革。这次课改，使得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使得地方与学校的课程开发自主权大大增加。各中小学结合地区与学校本身的特色，纷纷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增设了选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大大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不但如此，各学校也开始探索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施方法，从而增加了课程的适应性。

原来一直被视为“副科”，处于被挤占或名存实亡的音体美课程，基本开齐开足了，一些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乡村学校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正逐渐补齐短板。

当然，变化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还数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新课改后，启发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参与式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等更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方式开始百花齐放。除了杜郎口中学的自主学习模式外，江苏省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江苏东庐中学基于“讲学稿”的教学合一模式、河南睢县育才学校“六步教学”模式等，都是新课改后涌现出的典型教学模式。

无论是课程本身的变革，还是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真正实现了学校教学由传统的教师中心、书本中心和课堂中心向学生中心、活动中心和经验中心转变。

迈入发展新阶段

在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有一间“幸福的教室”。在这间教室内，整个一年级的语文学科教学内容，被分成5个项目，分别为“我爱我家”“韵律的盛宴”“品质与生活”“人与自然”和“再见一年级”。从这些学习项目的名称上，完全看不出这是语文学科，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它也远远超出了语文学科的要求。以“我爱我家”项目为例，其项目成果目标就包括童诗朗读、童诗创编、绘画展示、团队作品展示等，涉及识字、阅读、写作、艺术、合作、沟通等多种技能。

这间“幸福的教室”的创造者是全国特级教师李红霞，所进行的探索就是当前核心素养背景下课改的热点探索方向——项目式学习。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在北京发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维度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具体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

“核心素养是信息时代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培训部主任左璜说。她认为，一直以来，教育都是通过文化的累积向前发展的，分科过多、过细导致学生学习内容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但在未来，知识的学习不再是最重要的，学生成功、健康生活所必备的核心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题主要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也指出：“当前素质教育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当前我国仍存在以素质教育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和形成、对跨学科素养的培养相对忽视、不同学科课程目标间的横向整合不够等问题，进而导致素质教育目标难以落实。”而建立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基本框架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和课程体系，可以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改革。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学科的教学也正在实现从以知识为中心到以核心素养培养为中心的转变。

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出台文件，统一组织编写了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范和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德育体系，倡导开展激发学生高阶思维的“深度学习”教学……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引导中小学教育从单纯重视知识的学习走向价值观教育，从传统的学科教学走向综合育人、活动育人，从孤立的德育走向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归根结底，就是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各地方和学校改革探索的热情也竞相迸发，不少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的探索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如中关村三小提倡的项目制学习、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1+X”课程、重庆谢家湾小学的“小梅花课程”，还有越来越多学校推行的STEAM课程等，都是中小学在课程改革过程中的可贵探索。

2017年，“发展素质教育”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素质教育不但要实施，要坚持，而且要发展。”柳斌认为，今后应在“发展”上下大功夫：加强素质教育理论建设；加强各级政府对素质教育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加强或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保障素质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明确政策，突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是发展素质教育的重点；加强各地素质教育发展的督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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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2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