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之花

叶圣陶是20世纪我国卓越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基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和教育改革实践，构建了一个具有本土原创意义和丰富科学内涵的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体系，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因“五四”精神感召而萌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从人的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宗旨出发，特别寄希望于新一代的觉醒和成长，在发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同时，几乎无不从事教育事业，推进教育改革。陈独秀在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即更名为《新青年》）发刊词中痛陈其主旨：“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提出并阐明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六义”。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呼声。此后不久，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指出，孩子的教育，“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这些论述，非常深刻地表达了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并作为其重要内涵的教育改革理念。1919年4月，胡适等邀请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长达两年多时间，并结合中国情况连续介绍杜威的民主主义和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教育改革，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叶圣陶自1915年4月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小学任教，5个月后即9月15日，见证了《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从此对这本杂志“每期必购，每篇必读”。正是在《新青年》的启迪下，叶圣陶很快有了更加自觉的新民救国之志和教育改革之行。叶圣陶在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执教的四年多时间里，不仅担任了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通讯处研究员，与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等昔日同窗鸿雁往来频繁，而且加入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进步团体新潮社，在《新潮》杂志上从创刊号起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和教育改革论文。在此期间，叶圣陶还聆听了杜威、胡适等人的学术讲座。叶圣陶是在“五四”新文化精神感召和滋养下，萌发“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不但如此，这一教育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一贯地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化精神。

实现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展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源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叶圣陶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生和人的发展的现实忧思与梦想。叶圣陶在新文化运动中增强了对儿童的挚爱情怀与希望，对现代儿童生命本质和成长规律的科学理解与实践体悟。这一教育思想，是要使儿童养成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等种种品德和习惯，成为自主的“现代人”“现代公民”；是导儿学步，使之“独行”，做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成为具有独立自主品格和能力，“服务为人民，于国多贡献”的建设人才；引导每个学习者“达到不需要教”，终身自学、创新实践，成为“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的时代新人。

作为“教是为了不教”的第一要义，培养“自主的”现代中国人，无论对于近代以来经历了几千年奴隶制和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人民的觉醒解放，抑或对于国家民族独立等，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培养“自主的”现代中国人，也深刻反映了以新文化运动为先导、“五四”运动为开端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对教育变革的必然要求。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以“欲运我灵思与世界学术接触”的开阔视野和“贵在顺进化之理”的时代意识，针对中国教育实际和教育现实问题，批判“古典主义、利禄主义的旧式教育”，批判“把学生看成空瓶子”的教育教学弊端，批判严重阻碍学生自主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顽症，呼吁“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以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为重要依托，将文学革命与教育改革、新文学创作与新教育探索、现代语文建设与现代教育发展相结合。它将语文作为每个现代公民基本素养能力的社会大众教育和终身学习实践，致力于构建旨在“教是为了不教”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与自学体系，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思想智慧和实践方略。

推动素质教育思想创新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不是简单地、片面地袭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否定态度，而是既坚决批判一切束缚和扼杀人的陈旧教育观念、制度、模式，坚持“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大胆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论；又十分注重继承、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智慧，将之创造性转化、融合于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体系。特别是对于“明德至善”“不言之教”等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叶圣陶在教育改革探索中进行了更加自觉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文化基因，与其他因素、条件相结合，共同成就了“教是为了不教”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萌发于“五四”时期，而后其形成发展，历经时代变迁。直至20世纪8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人的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仍须继续努力完成；所揭示的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解决。而此时，中国教育正面临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新要求。“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对于素质教育的思想创新和实施，仍有启发、借鉴意义。正如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的，“素质教育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教是为了不教。这就是教育思想”。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江苏省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所务委员、学术顾问）

《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1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