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

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现出了强大的行动力和凝聚力，疫情防控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这次疫情也是一块试金石，让国家的治理能力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有人说，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没有什么体系能完美地应对如此规模的疫情，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都会成为我们日后的收获和社会进步的可能。

以我从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次疫情还是暴露出我们基层医疗体系能力的不足。从古到今，控制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最有效的措施无非三点：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我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江宇副研究员正是围绕这三点，为武汉市政府提出了7点具体建议，包括：开设疫情咨询网络和电话专线；向全体市民提供权威、详细、具体可操作的家庭防控指南；在细分区域设立临时接诊和转诊中心，避免患者无序流动，减少医院交叉感染；加强患者初筛和分类分流工作，尽快实现分级诊疗；为轻症患者居家护理和诊疗提供必要的支持；加大对政府防控工作动态的公开力度；基层组织迅速行动起来，掀起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建议都得到了武汉市政府的采纳，并最终实行。

这其中，分级诊疗是很重要的一点。但遗憾的是，虽然分级诊疗制度在我国已提倡多年，在疫情暴发之初，恐慌之下，人们依然选择涌向当地最好的几家大医院，而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在医疗手段、物资、防护能力和人力等方面的水平，也确实很难完全承担起疫情之下基层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工作。这也是我参与了这么多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依然让我非常痛心的一点。

分级诊疗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落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医改改到今天，医院主要还是靠自己创收才能生存和发展。医院怎么创收？最好的创收手段就是做大，做大就能做强，也就是不管病情轻重，什么病人都收。只要把服务量做大，门诊量、住院量做大，医院的收入就一定高。本来病人对基层诊所就不信任，大医院又来者不拒，像一个吸引病人的巨大黑洞，由此导致基层诊所越来越弱，大医院越来越强。

这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包括北京、上海在内全国医改都面临这一困境。我们在做10年医改总结回顾时就发现，全国医院总体门诊量差不多翻番，但主要还是三甲医院在增长，基层服务量的增长是最少的。

基层、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控制疫情蔓延，是这次疫情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此次疫情也充分体现出公立医院在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价值和作用。目前全国民营医院占比已近64%，但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医疗水平等方面，跟公立医院比还有很大距离。武汉此次医疗服务体系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原因之一就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

我认为，国家需要两支队伍，一支是维护国土安全的解放军，一支是维护生命健康的白衣战士。这次我们应该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表达崇高的敬意。尽管他们不断遭受来自外界的无端质疑和指责，面临信任危机，但是在危机面前，他们从没掉过链子。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只要出现危机，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线，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一次的医护人员里很多是80后、90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神正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们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在未来才能拥有永葆活力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作者于1994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