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文化自觉

观点提示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化“来时的路”，也明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路”。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立了主观条件。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分子萌发了新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文化自觉包含着“文化自主”和“文化自知”双重品格。文化自主指的是在文化的交流、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要具备文化自尊、自爱和自主的主体性意识，不卑躬屈膝、不自暴自弃、不照搬照抄，始终坚守民族文化的“根”和“本”。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积极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如果丧失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崇洋媚外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就会沦为“无根的浮萍”，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自信。当然，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才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新陈代谢，增强文化自主能力。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形成新的文化主体意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从“全盘西化”的梦幻中惊醒，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和评价西方文化，探寻文化革命的新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一经学会马克思主义就尝试着运用它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应该说，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并非这一时期才有，我们的祖先就认为华夏文明是天下的中心，华夏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认为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用夷变夏”。鸦片战争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都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对待西方文化，这些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意识。但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既与古代“自我中心”的潜意识有本质不同，也与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有原则区别。他们固然不赞同全盘西化，却也不主张固守传统，而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外，探寻社会主义的文化新路。他们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下，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实现文化自知提供了思想工具

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品格。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内在要求。一方面，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自己文化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只有讲清楚自身文化（即对自己的文化有理性认知），文化自信才有理性的根基和底气，否则就是盲目自信，甚至会蜕变为“文化自负”。另一方面，文化自知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赢得在新时代、新环境下文化选择的主动性。唯有如此，文化才能不断与时俱进，文化自信才能是持久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各国家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背景下，仅有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外来文化有“知他之明”。知己而不知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知之明，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自信。

正因为对自身文化的发展缺乏理性的认识，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始终是以自发的而非自觉的、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去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在救亡路上一直处于“试错”状态。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认识：先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夜郎自大、盲目排外，视对方为未开化的“洋夷”，屡遭挫折后又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一战的爆发“戳破了西洋镜”，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回潮。从中不难发现，在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时，当时的国人是多么的盲目与彷徨，这既是缺乏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缺乏文化自觉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它为中国人实现文化自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唯物史观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文化及其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特色、功能、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向等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政治经济学为我们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也才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辨识。

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文化自觉奠立了主体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立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主体力量，也是重塑文化自信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准确判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历史坐标，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大关键”。因为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在哪里”、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便是对中国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为日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确立了历史前提，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了逻辑前提——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历史起点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伟大效力和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文化自觉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力图将“文化自觉”转化为革命的“行动自觉”，使文化自觉的理论力量得以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量。

综上所言，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化“来时的路”，也明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0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