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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做两件事的史学大家唐长孺

发布时间:2019-07-30 作者:涂上飙 来源:中国教育报

70年光辉历程 70年难忘记忆·档案故事

1994年,唐长孺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合写了一副挽联来悼念,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研究魏晋隋唐史,陈寅恪之后当首推唐长孺。

唐长孺,1911年生于江苏吴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44年来武汉大学任教直到去世,国家二级教授。唐长孺一生培养了10多名硕士、两名博士,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精英人才,这跟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他的学生陈国灿说,唐先生要求第一年要埋头读书,通读《资治通鉴》,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每周三下午,要去汇报学习情况并当场回答问题,答不上来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学生张弓记得,有一次因为去看了一场电影,而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去汇报,结果遭到唐先生训斥:“你是来玩乐的吗?再这样就开除你!”吓得张弓一辈子也不敢耽误正事。

在传道授业上,唐长孺一丝不苟,在治学上更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责。

唐长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点校《二十四史》。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3次进行了《二十四史》的点校,中华书局编审魏连科说唐长孺是出力最多的。一是因为1963—1966年初、1966年5月、1971—1977年,3个时间段参加《二十四史》点校近10年;二是各史点校完后,别人都先后回家了,他还在继续点校直到该书出版。而《二十四史》出版后,唐长孺一不署名,二无稿酬,却毫无怨言。

唐长孺做的第二件事是,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整理吐鲁番文书。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只能见到法国、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随着对新疆吐鲁番等古墓群的发掘,学术界希望将吐鲁番文书早日整理出版。唐长孺接到此项任务后,从1975年开始工作,前后经历了19个年头,拼得文书近1800件,编印《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

1980年后,初稿完成,唐长孺带领陈国灿、朱雷、程喜霖负责最后定稿。当时,唐长孺的视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中的一人读文稿,他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自己核对和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说,唐长孺点校时在学术上毫无保留,因为当时点校是不署名的,所以有的人发现了问题就不写进校勘记长编,目的是为以后自己写文章做准备。他却不这样,而是将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弄清楚并校勘出来。

张忱石还回忆说,唐长孺1970年借调至中华书局期间,每月上交党费高达120元,几近工资的一半。而他的夫人王毓瑾从1958年起,就从学校图书馆退职,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唐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不仅如此,他一生两次拒绝加工资。20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后,学校两次要给他晋升一级教授,他都以各种理由谢绝了。

唐长孺过世25年了,但纪念他的活动一直不断。50年的教育治学生涯,唐长孺桃李满天下,他参与点校的《二十四史》和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两项工程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作者系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

《中国教育报》2019年07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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