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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价值

www.jyb.cn 2016年06月0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了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根据实践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作出的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发展价值,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继续取得新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新发展、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不断开拓理论新境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价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总结党的建设经验与执政经验、着眼世界发展潮流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成就,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继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又一次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理论的重要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重要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光明的重要标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到什么目标,怎样达到目标”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党的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伴随着对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最迫切问题的认识飞跃。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党领导中国革命需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怎样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效结合,反映了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什么样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怎样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效结合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飞跃。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飞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阶段,深刻回答了今后一段时期“要达到什么目标,怎样达到目标”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路径、条件和保证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命题,将党的建设提升到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提出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战略构想,科学解答了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主题、原则、方针、任务和方法,推进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胡锦涛同志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五大建设”思想,将党的建设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今天,在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的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创新论断,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关键在“治”,治党的要害在“严”,治党的核心在“全面”;明确指出要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明确指出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方向不变,始终保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变,这是对如何治党和如何建党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对应该怎样执政和如何执好政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价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其思想成果既植根和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伟大实践,又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致力于从实践上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各方力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引领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总布局;是在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新阶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顶层设计,具有汇集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反映人民群众发展愿望、凝聚人民群众前进力量的巨大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极大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不断激发全社会加快发展的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能够全面扫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彻底点燃推进全面改革创新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能够全面推动建设公平正义、机会均等、自由发展的法治社会,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大力释放持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能够全面促进我们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切实提高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能力,加快推进治党建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国成功跨越发展陷阱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和重要思想武器。当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还是拥有13.7亿人口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中国的发展能否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潜在风险?中国的发展是否无法应对“卡夫丁大峡谷”挑战?中国的发展是否必然导致国强必霸而必须承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威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应上述问题,为我国成功跨越发展陷阱、有效应对发展挑战、最终破除发展威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的政治领导力、经济支撑力和文化促进力,保障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卡夫丁大峡谷”;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全面展示中华民族追求幸福的美好蓝图与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了行动总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我们党现阶段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还是现阶段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总遵循,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总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求经济富足,缩小贫富差距,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而且要求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且还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高效的体制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相统一,还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现实问题,有力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求治党要严,而且要求从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与反腐败建设等方面“全面治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行动依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纲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停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不断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开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理论都是一个在继承和借鉴中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如果离开了对其他理论信息的吸收与交换,理论本身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价值就体现在其开放性。尽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自洽的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命题系统,体现了科学理论的基本结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能够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所有问题。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基于我们已有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程度提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是着眼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从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正式提出和系统诠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到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成熟发展及其系统化的过程,体现了理论本身的发展性和开放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和不断发展,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理论一样,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不断向前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指导现阶段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行动指南,能够引领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大现实问题,还因为其具有开放性的发展价值,而能够不断捕捉、提炼并回答新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能够不断促进理论的科学发展并进一步将理论推向新的高度,进而指导变化了的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青春和活力。

  参考文献:

  [1]本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N].人民日报,2015-2-25.

  [2]陈先春.“四个全面”和治理现代化[J].浙江经济,2015(9).

  [3]张钦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的方法论思考[J].理论月刊,201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为“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培育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战略问题研究”(15XDSKZD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永友、宋斌、宁友金,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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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杨亚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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