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校合并研究——京师大学校改革
www.jyb.cn 2017年02月20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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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6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布命令，合并北京国立九所学校，改组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不恢复原来九所学校的设置，而是延续九校合并的现实，命名为中华大学，京师大学校时期结束。 虽然京师大学校持续时间很短，前后不过10个月时间，但是这次改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次合并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院校合并之一。京师大学校，是在特定时期由执政当局强力推动下促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考察这次改组的过程，对于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对于考察中国独特的政治与大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年被改组的国立九校，延续至今的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史资料和研究论文比较丰富，特别是关于北京大学的学术论文、回忆文章和随感等层出不穷，但是关于京师大学校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在通过考察京师大学校的合并过程、合并中出现的纠纷，分析合并的背景和原因，进而探讨这次合并的历史意义。 合并国立九校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从紫禁城中赶走了溥仪皇帝，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在北京站稳脚跟，反倒是奉系借机进入华北地区，在张作霖、冯玉祥及其他军阀的妥协下，段祺瑞东山再起，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但是，段祺瑞的统治并不稳固，特别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段祺瑞不得不告退下野。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通电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务。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公布军政府组织令，以潘复组军政府内阁。军政府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独裁制度，张作霖一人大权独揽，在各个领域实行专制统治。教育总长刘哲上任后，对北京国立九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要的一条就是合并国立九校。1927年7月20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正式发布整理学校令，8月6日，张作霖发布北京国立九校改组令，8月10日，刘哲派陈任中、刘凤竹、韩瑞汾、谢中等12人为京师大学校筹备委员，分别接收国立九校，这12人全部为教育部的官员，并无一名学校的人。 当时北京地区共有国立大学10所，国立专门学校5所，合并的这九所学校，前八所都属于国立大学，后一所属于专门学校。为什么没有将当时十所国立大学全部合并呢？这是因为北京交通大学属于铁道部管理，清华学校属于外交部管理，都不归教育部管理，教育部自然无权将他们合并，而且不同的部之间派系林立，很难统而归一。 8月31日，军政府公布《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总纲》，共17条，对京师大学校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定。学校分设文科、理科、医科、法科、工科、师范部、女子第一部、女子第二部、商业专门部、美术专门部，共五科五部，每个科部都要求设立预科，除商业专门部和美术专门部修业年限三年，预科一年外，其余科部都是修业年限四年，预科二年。京师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每个科部都设立学长。总纲第九条规定“国立京师大学校各科部各置教授若干人分任教课，由本科部学长商陈校长聘任之，并呈报教育部备案。各科部遇必要时，得商陈校长延请讲师及助教。”这样，校长就把聘请教授、讲师、助教的权力牢牢把握了。 9月20日，京师大学校开学典礼在教育部大礼堂举办，各科部学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等参加，其中文科和工科学长胡仁源、农科学长路孝植、理科学长秦汾、医科学长孙柳溪、法科学长林修竹、师范部学长张贻惠、女一部学长毛邦伟、女二部学长胡敦复等。参加的教职员三百余人，学生一千二百余人。校长刘哲作长篇训词，这篇训词中包括改组的由来，改组的目的等内容，并对学生和教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开学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正式上课的问题，因为正值内乱时期，开学时间本来就不太确定，而且从1919年以来，教育经费的长期短缺，也屡屡造成开学时间的延滞。为了开学恢复秩序，刘哲要求各校一星期内尽快开学，具体开学的时间由各科部自行决定。各科部最终开学时候，到校的学生基本上在十之七八。 合并的原因：政治与经济 虽然合并国立九校最早是由刘哲操刀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强制性。但是合并的主张却是无独有偶。将北京国立大学合并的设想，在章士钊做教育总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民国初年，北京的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但是1917年的《修正大学令》对大学的设立标准明显的放宽了，单科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校数量是增加了，但是办学质量和办学经费却没有相应的跟上。针对这种现象，章士钊上任后提出了“清理八校积欠，设立编译馆，设立考试委员会对学生重新进行考试和合并国立八校计划”，合并国立八校就是指把北大、师大、工大、法大、农大、女师大和美专合并为一个学校。但是后来因为各校的反对，尤其是章士钊在处理女师大风潮和“五七事件”中导致的与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对立，致使这个合并的设想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学校的合并首先是基于经费方面的考虑，从1919年以来，教育经费的短缺成为常态。当时教师的工资，有时只能拿到一二成，这种情况下，还经常拖欠不能按时发放。正是因为教育经费的短缺，合并学校有利于合并相同的院系，减少教育经费的支出。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当时的北京国立高校确实存在着院系重复的问题，京城一地的学校林立，水平层次不齐，学科专业的合并有利于集约资源，也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不论实践的层面上能否实现，至少从理论上讲合并国立学校是有道理的。 京师大学校的政策 为了巩固统治和加强管理，京师大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很多都是向封建主义办学道路的倒退。他们强迫学生读经文，学八股文；下令男女学生要分座听训；规定各科部编写讲义禁用语体文，号称是为了重视国学；禁止举行体育比赛，称：比赛易使多数青年性情浮动，荒废正课。京师大学校以“尊敬女生”的名义，要求“各班女生，单独设一坐席，男生不得擅入，以表尊敬女生，共维礼教之至意各节，除知会注册股排定坐次时，特加注意外，切切此布。” 刘哲还对学校实行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各校中原来的社团组织都被解散，学生稍有反抗，即遭逮捕或开除。 当时的政党发展迅速，很多学生加入不同的政党，最典型的是加入共产党或国民党。 北京大学等校相对自由的氛围，更为学生加入政党提供了条件，作为奉系军阀，刘哲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感兴趣，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控，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校的学生，“无论新生旧生，于报到时，应亲署不入党之愿书。”通过这种强迫的方式，将学生同政治隔绝开来，从而防止学生受政党的影响从事反抗的活动。 刘哲掌校后，专门招收了一批插班生，这些插班生绝大多数都是张作霖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这些插班生编入京师大学校的各个科系，混班上课。这一批学生的加入直接导致在校生的不满，也为政权更迭后这批插班生与正式生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面对高压的态势，不同的教授选择不同的方式予以抗争。时在京师大学校就读的朱希祖的女儿朱偰回忆： 北大旧教授纷纷离去，许多课程开不出来。先父朱希祖不愿留在改组后的“京师大学”，改就清华大学教授。同时沈兼士到了辅仁大学，钱玄同到了师范大学，沈士远到了燕京大学。沈士远到了燕京大学。三沈二马之中，只剩下一个马裕藻还留在原校不动。北大法学院教授，走了个精光。 一些倾向革命的教授，如陈独秀、徐谦、顾孟余等南下广东，参加革命，有的隐蔽起来，如李大钊避居住在苏俄使馆内，有的准备离京。 虽然迫于时局，背井离乡、迁居异地的知识分子是不得已而为之，更多的是辛酸，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却未必如此。每一次高校的迁徙和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流动，都使得知识的种子在更多的区域得以播撒，为一些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五三惨案”，日本在济南惨杀中国民众。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高校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请求开会。刘哲还是重复自己的“老腔调”，即要求学生只管学习不问政治，为此还专门发了一个训令，强调外交问题，自有政府负责，学生在校求学，仍不能干预政治，以免旷废学业，别生枝节。为此训告各科部学生，以后如有不遵校令，轻举妄动者，即开除学籍。切切此令。 1928年6月8日，“国民政府议决，京师大学不再恢复北京大学之名称，改名中华大学，校长由蔡元培暂兼以李煜瀛代理。” 京师大学校的历史借鉴 国立京师大学校的改组经历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引起后人的关注。 首先，教育经费充足是办学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刘哲在改造国立九校的时候号称经费问题无虞，现实却是京师大学校的经费从来就没有按时足额拨付过。到了1927年1月，年关将至，但是由于学校的经费不济几乎到了要关门的地步。 其次，教育政策须有连续性，不能随政局的变化而任意变动。当潘复内阁通过九校合并的计划后，“九校的教职员忠告刘哲，勿使国校随政潮为转移”。在封建社会，王权一直都高于神权，到了近代，教育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现代教育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引进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具体学习哪个国家的哪种教育体系，虽然同是西方制度，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还是相差很大的。正因为在学习日本，还是学习英美，学习德法，学习苏联等问题上不断发生摇摆，这也导致中国的教育多变。伴随着政局的变化，不同的政府遵循不同的教育政策，这就导致学校命运的多舛，这对于发展高等教育来说是不利的。 再次，院校的合并要注意到学校的历史沿革，同时要循序渐进。不得不说，合并国立九校的举措，是有合理性的。当时北京国立学校大多是承沿京师大学堂一脉而来，而且很多学校并没有达到大学的标准。合并学校有利于节省教育经费，能够用有限的经费和师资培养更多合格的学生。但是，即使是同出一脉的学校，一旦分离之后就具有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决定了贸然的将不同学校合并，势必造成学校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师生认同等诸多方面的矛盾。 最后，完全依靠政府的强力甚至武力强行推进的改革极容易引起反弹。中华民国军政府时期的高压统治是出了名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压的统治，才能“表面平静”地实现了九校的合并。对比前面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推行教育新政的重重阻力，对比后面推行北平大学区改革时的各种反对，刘哲改组国立九校还是相对平稳的。但是依靠行政强权推行的改革，必然随着行政强权的减弱，发生倒退。刘哲等人刚刚退出北京，国立九校就纷纷筹划复校了。 京师大学校作为北京国立九校合并的产物，所谓合并更多的是在形式上，九校相对独立，各自为政，连经费都是分开的，京师大学校更像是一个大学联合体的概念，而不像是一所独立的大学。这种形式类似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有一个大学的联合体，但是办学的主体则主要是下面的各个分校。因此，京师大学校的合并并没有真正实现学校的一体化管理，九校师生之间的共同认同度也很低，所谓的合并形式远远大于实际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9册）[G].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料丛刊.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 [2]教育部公布大学令[G].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叶隽.蔡元培的法国情结及大学区制移植的制度史意义[J].教育学报，2010（4）. [4]京师大学全体教职员声明俄款仍旧拨付各科部并无协助军费致全国教育界通电[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 江苏：凤凰出版社，1991. [5]千家驹.我在北大[G]//.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