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峰千仞入云固守方寸心田 ——访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方汉奇
www.jyb.cn 2018年01月08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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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中国人绵延数千年的敬称。一声“先生”，可以俯身，可以仰视，流露出对师者的感佩和尊崇。 91岁的方先生，温和眸光中透着稚子般的纯真，伏案时沉静如水，交谈时口若悬河。虽不再久驻讲坛，但安坐书斋的老教授仍然固守师风仪容，干净利索的衬衫，满头银发丝毫不乱，谈话中极少喝水，兴致所致，侃侃而谈。 从事新闻史研究66年，方汉奇只做着一件事，就是潜心筑就学术阶梯，让后来人踏着他的肩膀向上攀登，让新闻史这门冷学问升华为时代的显学。他在新闻的世界里探求真谛，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乐而忘忧地传递着知识的薪火。他要打开一扇窗，引领学生发现新的世界；他要做一支手杖，为学生拨开学术道路上的荆棘。面对名利的起落，他处之泰然，以淡泊心态诠释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风骨。 以史为镜守护本心 1926年，方汉奇出生在广东普宁的书香世家。祖父给他起名“汉迁”，寄望他治学当如司马迁，可七七事变后，他的名字因为与广东话中“汉奸”谐音成了被人打趣的对象，于是改名“汉奇”。 生逢乱世，他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学业。上大学前，他辗转念了14个学校，小学甚至是从女校毕业的，是全校唯一的男生。这段曲折多元的求学经历，塑造了他随遇而安的性格，奠定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 他不信教，却读过穆斯林学校、基督教学校、天主教学校，最频繁时一年转学三次，不管到哪上学，他都遵从学校的规则。当时的中国，不同信仰的人抱持抗日救亡的相同信念，方汉奇赞同这种同仇敌忾的爱国心，每天都虔诚地和同学们一起祈祷“耶稣先生，愿你降临救中国”，他认为青年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接受历史教育和爱国教育，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 在运动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方汉奇搞“四清”，进“牛棚”，当“牛鬼蛇神”，后来又下到“五七干校”……十几年间，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几近停滞。他随遇而安，笑称自己从“老运动员”最终锻炼成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知识分子，却又在思想上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高度的政治自觉。 学而慎思勤行至简 方汉奇与新闻的邂逅始于一次不期而遇。 高中时，他意外发现了一位亲戚参加北伐战争时留下的藏报，这些“古董”报纸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球，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藏报生涯。第一次，新闻二字，在他内心深处有了最本真和最直接的触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同步开始，方汉奇生逢其时，注定成为一代大家。 1946年，他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上课之余，为了搜集珍贵稀有的老报纸，方汉奇几乎跑遍了苏州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短短几年，竟搜集到了3000多份报纸，其中不乏《述报》这类海内外孤本。1948年6月，这个酷爱集报的大二学生初露锋芒，利用自己搜集的一手史料写出了13600多字的新闻史长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2009年集报圈子制作的“中华集报人扑克”里，方汉奇毫无悬念地成为“大王”牌。 全国解放后，方汉奇应邀赴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在这里，吸引他的仍然是旧报纸，“那又是一个富矿，有500多种报纸，《申报》《新闻报》都是全套的，”方汉奇觉得，“这工作太好了！”他一头扎进报纸堆，在3年多的时间里，细细研读了已出版78年的两万多份《申报》。从此，他一生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新闻史。 “做研究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尊者讳” 学界同仁和方门弟子都知道，老教授有一座“学术宝库”，就坐落在他书房中触手可及的一个特别设计的抽屉里，那是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之所在——10万张学术卡片。这10万张学术卡片为他绘制了一张纵横交错、宽广绵密的学术地图。“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这张网大且厚，自然产生的联想和提示就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易。”方汉奇像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用的时候一声号令，都到跟前。” 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没有了做学问的条件，方汉奇就在与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中积累素材，照样坚持研究，方先生笑称“学生学什么我们就辅导什么”，成了“麻将里的白板”。学生们“评鲁迅”“学鲁迅”，他就通过日记研究鲁迅的报刊活动，更学会了像鲁迅一样记日记。他说，鲁讯日记只记人记事，不记观点、不作评论，是一种很好的史料。从日记本到电脑备忘录，方汉奇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每年一本将近十万字，再装订成册，以便日后翻阅回顾。 方先生治史，史料的积累只是第一步，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真正走进新闻史研究的大门，把学问做实、做深、做透，就必须怀有一颗对史实的敬畏之心，不唯上，不唯书，不慕虚名，不鹜虚声。 “研究新闻史，难以避免地涉及历史真实的问题。”方汉奇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强调事实的真实”，“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有过一次“左”的学术批判运动，号召全系师生对“旧教材”中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进行批判，其中不少提法都是马克思、列宁等一些革命导师的观点。如方汉奇提出的对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思想观点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受到很大冲击和否定，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符合革命导师的相关论述的。最终，此事受到中宣部的关注，被错误批判的观点重新被订正了过来。 中国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方汉奇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墙”令人目眩神迷之余唯有赞叹。且书后有书，重叠而放，暗藏玄机——这竟是一片双层书墙。在上万册的藏书中，除了各类历史、新闻史、新闻学等方面的书籍外，还有方老收藏多年、视若珍宝的报纸原件。置身这片书海，方先生找书犹如探险，先用望远镜从书桌处仔细“侦察”，确定方位后，再登梯徐徐取下。 而这汗牛充栋的专业藏书，仅仅是“文革”结束以来的积累。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再次回到教学研究岗位时，方汉奇已经56岁了。在方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这40年，是他潜心治学、“精耕细作”的“黄金时代”。《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两部巨著的出版，不仅极大地解放了改革开放前受“左倾”主义思潮影响禁锢已久的新闻史研究思想，更为中国新闻史学界奠定了稳健厚实的学术基础。 改革开放伊始，方先生提出要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周年献礼。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随着写作深入，他发现过去一些观点不够实事求是，诸如对外国人和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在中国新闻史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缺乏客观中肯的评价，新闻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到了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历史评价。所以他在书稿中逐渐调整和修正这些观点。后来，这本书足足写了两年，共写了1500个人物，订正前人错误200余处。错过了校庆献礼，却成就了一部50多万字的洋洋大作，是迄今为止被引证最多的新闻学专著。也正应了方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此后，268万余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耗时13年，研究了自先秦两汉以来2200多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上中下共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撰了自《开元杂报》以降到1997年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最权威的工具书和教学参考用书。方汉奇埋头书斋，“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现在，年过九旬的方先生仍扎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针对当前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提出要“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他常常说，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题目要小，挖掘要深”，新的概括、新的分析、新的语言、新的材料、新的见解、新的结论这“六新”的功夫下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推动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方汉奇说，“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他的一天，开始于新闻，结束于新闻，早翻微信晚阅报，与朝闻天下、新闻30分、新闻联播的相会同三餐一样准时。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蹲在网中间的蜘蛛，每天捕捉着由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交织而成的信息网上最为敏锐细微的搏动。搞了一辈子新闻，他再也离不开与新闻有关的一切。 他常说，新闻工作者应该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未知世界无限广阔，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未来是什么，没有标准答案。而从未知到已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方汉奇很幸运，他是近代中国新闻传播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参与者。1931年，家中访客带来一个会发声、能唱歌唱戏的盒子，6岁的方汉奇第一次接触广播，好奇地守着收音机一夜都不想睡觉。1946年，他在南京第一次看到了电视录像，接触了美国文化。1996年，他用上了286电脑，用“一指禅”输入得飞快；1998年，他开始“上网冲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还玩起微博、成了大V，拥有175万粉丝；坐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席，他还颇有闲情逸志地拍个现场图、发条朋友圈，引得弟子纷纷点赞。他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这不仅仅是新闻史教学的需要，更缘于他身为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正如他常常教导学生的，“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守望者，我们搞新闻史研究的，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我们守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七搞八搞就老了”，但91岁的方汉奇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越搞越时髦，时尚新技能他都信手拈来。他指着手机说：“今天上午我刚刚跟我的博士生学了手机支付，还安了支付宝。”又现宝似的拿出自己的移动硬盘：“这里的宝贝可不少，我已经用了500G了，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想用什么资料，调出来很容易。”他好奇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怎么也好奇不完、怎么也学不够。 “我愿意做学生们的拐杖” 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开始，及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再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这方三尺讲台上，方汉奇一站就是一个甲子。从学生到先生，他树立了为师育人的典范。 方先生讲课，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掌故信手拈来。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他讲邵飘萍，提到“府院之争”，正史、野史，大人物、小人物，大事件、小事件，统统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让同学们拍案称奇。他说，课讲不好的老师，该打屁股，自己不过是站好一班岗而已。 从1985年到2016年，共有46 位“方门弟子”已获得了博士学位，91岁的方先生今年还指导着6位在读博士生。回望满园桃李，方先生笑得幸福而满足，“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作到‘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应该有这样的襟怀。” 从慷慨赠送积累多年的十万张卡片、历经动荡年代辛苦保存下的报纸，到积极帮助学生联系海外访学机会、协助在校生查阅海外图书馆资源，他倾自己所有地协助学生搞科研，“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当老师的需要作的和应该作的事，老师岁数大点儿，经历多一点儿，知道的线索多一点儿，给年轻人指点指点，争取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都是好事儿。”几个“一点儿”，倾注着满腔师者父母心。他教导弟子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固然存在很多规则和限制，但能够守着条框做出好文章，才是真正的高手。 在从事新闻教育事业的60多年时间里，方汉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中不乏郭超人、陈锡添等杰出代表。1996年，这位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人们赞扬他和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两座高峰”，他平静地说:“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鲐背之年夕阳最美，满目青山晚照情浓。 【人物简介】 方汉奇（1926—），原名方汉迁，广东省普宁市人。中共党员，教授，新闻史学家。方汉奇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该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年被全国记协评选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委兼“中国新闻事业”部分主编等职，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顾问、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课程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等。 方汉奇先后撰写和主编了《报刊史话》《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报史与报人》等10余部教材和专著，发表了200余篇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史》（57万字）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史专著，曾五次再版。《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新闻史教材。《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80余万字）是他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学专著，是对70余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历史性总结，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