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亟需探讨的若干问题
www.jyb.cn 2018年01月08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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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在“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双一流”建设掀起新高潮之际，如何从理性的角度进一步审视和探讨“双一流”建设的一些问题，对于“双一流”建设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双一流”建设的分类体系，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健全学科生态体系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在新时期的新样态、新导向。如果说这一新政策必将促进入选大学和学科的质量不断提升，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那么如何通过“双一流”建设带来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良性有序、分类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无疑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对具体的大学而言，则需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来引领健全学科生态体系，从而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显然，这也是在高等教育发展领域一种抓“关键少数”的重要策略。 必须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而言，不同类型的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并不相同，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选择也不一致，因为对于不同类型的大学来说，学科分布是不同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也有所不同。这便决定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呈现出大学及学科类型的多样化、特色化与差异化发展态势。 中国大学及其学科建设，同样应选择多样化、特色化与差异化建设策略。进入“双一流”建设的不同类型高校，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等，都要把握“双一流”建设的特征与规律，寻求符合各自实际的建设与发展路径。而从国家层面，则需构建起“双一流”建设的分类体系，以便引导高校精准定位、分类建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厘清高校一流学科与非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促使学科建设协同化。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一流学科或都要建成一流学科，除了一流学科外，还有大量的非一流学科，它们如何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这些学科自身，而且关系到“双一流”建设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建设与发展。当前一些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组建跨学科的学科群，学科群中既有一流学科，也有非一流学科，这不失为协同高校学科与一流学科建设关系的有效途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科群的组建必须建立在各学科间有着内在学理联系的基础上，并且能真正体现出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而不是简单的“拉郎配”、拼凑起一个学科群，更不是为了借此扩大高校的一流学科资源的覆盖面（这种扩大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扩大，而非实质性的扩大）。如果是后者，显然违背了现代大学的发展规律，最终也建不成“双一流”。 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多少有关，同时也与一流学科的质量优劣有关。许多情况下，大学与其将一流学科的量做“多”，不如将其质做“优”。那么，如何选择做“优”的学科呢？大学要选择那些既满足和适应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又反映学校发展特色和优势的学科重点建设。同时，大学还应注意从交叉学科、综合学科、新兴学科的角度来寻求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双一流”建设主要是研究型的“双一流”建设，而多数非研究型大学实际上也有一个“双一流”建设的问题。如何为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多数”研制相应的政策和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建构“双一流”建设分类体系的同时完善我国高校分类体系，对于良性健全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构建“双一流”建设的“中国模式” 依据中国高等教育现阶段发展状况，如何精准把握高校的中国“基因”，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办社会主义大学，是当前“双一流”建设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由于“双一流”建设定位的“世界性”，且对标的往往是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学排行榜指标，这就难免使人们更多关注其国际性，而相对忽视其应有的本土性。 “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镜子。”综观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从中世纪的大学到近现代大学，许多大学通过走特色化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少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而自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一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强盛也与其走本国特色化发展道路分不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的转移，以及高校社会职能的变化和发展，无不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特征，如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使当时的柏林大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样板，也使德国的高等教育赢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楷模”的美誉，正因为此，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和学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德国，而且同时，科学研究也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一方面它注意借鉴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并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创新，另一方面“莫里尔法案”的颁布促进了美国农工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使大学开始着力于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范海斯等创立的“威斯康辛理念”则使大学回应和服务国家、地方的社会需求得到充分彰显，从此美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成就了至今美国仍引以为傲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开始向美国转移，美国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强国，同时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也得以确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找准高等教育发展的本国“基因”，走特色化发展的改革创新之路，最终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将迈向辉煌，这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从这一意义上，“双一流”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 当前，如何为“双一流”建设寻求和把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特别是如何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有效转化为“双一流”建设的“中国模式”，从而达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双一流”建设目标，是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高等教育的中国基因”这一问题。概括而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应包括政治思想基因、文化传统基因、国家需求基因等。所谓政治思想基因，这是由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大学的立德树人目标上，即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我们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文化传统基因实际上是一种遗传基因，是国家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得以生生不息的宝贵财富，它时刻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像大学这样特殊的文化机构。一所大学也有其发展历史，且这个发展历史与国家文化传统是息息相关的。在大学历史发展长河中，伴随着国家发展、社会变迁，大学制度、大学体系、大学文化等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一方面要倍加珍视我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对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发扬光大；而对一些不合时宜的历史传统，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改造，赋予其时代的内涵。 国家需求基因是与时代环境高度关联的，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在对大学的需求上是有差异的。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需求，决定了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比如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地质、矿业、石油、电力、钢铁等独立建制的大学）就是应国家特定的社会需求而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系统今天仍然坚持独立建制的主体地位，显然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同时又是国情使然。近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特别强调大学建设和改革发展要以国家和社会重大战略需求为重，正是重视国家需求这一“中国基因”的重要体现。 应当说，所有这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都需要通过大学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制度环境、师资等诸方面得以承载和彰显。 破除“身份”固化，构建充满活力的“双一流”建设的生态机制 “双一流”建设的政策亮点是多方面的，其中淡化身份、注重绩效是出台这一新政策的初衷之一。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大学及高校系统的身份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一个特征，就是根据组织（大学）既有的“身份”来确定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及获得相应的资源配置；同时，这种身份往往是相对固化的，没有竞争机制，因而缺乏动态流动。无须讳言，这种“重身份论”甚至“唯身份论”的资源配置方式，加之身份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力。 因此，我们必须革除过往的“身份论”弊端，使“身份”不仅成为给予高等教育“秩序和结构”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且也真正成为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应当说，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双一流”制度设计言明的重要旨趣之一，就是试图破除这种长期的“身份”固化，特别是“唯身份论”。其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双一流”建设的动态身份机制，即破除身份固化，而不是简单地去“身份化”，同时注重充分发挥“身份”的激励和导向功能。 强化“双一流”的价值建设，形成能促使大学持续发展的大学文化 “双一流”建设路径选择既需要一种事实判断，更需要一种价值判断。所谓事实判断，更多着眼于一流大学的量化指标的达成，而价值判断则强调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终极价值。实际上，大学建设和发展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两者往往也难以分开，也就是说事实判断中有价值引导，而价值判断则常常以事实判断为依据。“双一流”建设须选择反映现代大学的现代价值的指标导向，尤其应注意选择与现代大学发展方向和规律相一致的指标导向。同时，“双一流”建设要十分重视非量化指标性的一流建设，如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制度等，尤其是通过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调动各方积极参与的长效建设机制。 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文化。“双一流”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承载，有文化的底蕴。建设一流大学涉及的因素很多，要使建设一流大学的“好梦”成真，首先必须珍惜文化。当下许多大学把一流大学建设简单化为一些数字指标的达成，不惜重金四处“挖”能够创造数字指标的人才。能创造数字指标的人才引进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适宜的文化氛围，当其他地方有更优越的条件时，这些人才可能随时离去，数字指标也随之而去。所以，一所大学仅有某些数字指标的“一流”，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数字指标必须有文化的承载，有文化的底蕴，才能不断提升一流，并使此一流得以持久，这样文化的一流与数字指标的一流就统一起来了，才是真正的一流。我们办学不能为一流而一流，为数字指标而数字指标。一流也罢，数字指标也罢，最终要看其是否真正服务于国家、造福于人类，这是衡量是否真正一流的终极价值。 参考文献： [1]卢晓中，管弦.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基于大学排行榜的分析[A].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南方教育评论——2016中国南方教育高峰年会思维盛宴[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郭健.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