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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态度下的阅读

发布时间:2017-08-16 作者:□ 褚宏达 来源:中国教师报

什么叫读过一本书?有时反问自己,一时间竟难以回答,似乎只有把一本书的内容彻底消化进自己的血液之中,我们才有资格说我“读过”它。如果以此标准衡量自己这些年所读之书,我竟不敢说自己曾经“读过”哪本书。我对这些书都带有最基本的敬畏感,从不认为我已把任何一部书给看透了。所以,本文只是列举在我生命中占据过重要位置的书,而从不意味着我“读完”了它们。相反,阅读一直都是进行时。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这是我的思想启蒙著作。康德曾说过,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开启了他的批判哲学历程。借用康德的话,是梁漱溟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梁漱溟告诉我们,人生本有三种境界──向前面要求的态度、调和与持中的态度和转向身后去要求的态度。深受佛家意欲观影响的梁漱溟,他认为所有的文化不过是内在生命意欲的表象,而不同的意欲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进路。西方意欲最为强烈,因而对应着向前的文化;中国意欲偏弱,因而对应着持中调和的文化;印度彻底否定生命中的意欲,因此持有向后转身的要求。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梁漱溟力图告诉世人,文化无好坏,只有方向上的差异。此书能帮助我们摆脱简单的文化进化论的独断论倾向,也能在历史和语文教学中将这一思想传递给学生,帮助学生明白,中国文化自有它的可取之处。

    2.《新唯识论》

《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奇在熊十力以新唯识为自己思想体系命名,并以“造”字称呼自己的写作和对体系的建构,而“造”与“论”这二字在佛家中本为菩萨所专用,而熊十力常以“十力菩萨造”作为自己著作的落款,真可显示熊十力的自信与那一份洒脱不羁。而一部《新唯识论》,虽彻头彻尾充斥着思辨性极强的佛学概念,最终却“新”在他彻底地把佛家给儒家化。熊十力本治佛家唯识学,但此学已远不能满足他的思想要求,他便在佛学唯识学的基础上,将佛家的“缘起性空”之旨进行彻底化,扫除了唯识学中一切有待有碍的概念与名相。熊十力依靠“缘起性空”所支配的世界,建构出一个刹生刹灭、变动不居、生生不息而流行活泼大用之世界,不仅唯识学之八识被扫尽,包括西学概念中固定的形而上的实体、印度传统的梵天等外在神,皆被祛除殆尽,留下来的是一个“体用合一”的世界。此“体”并不独立于“用”之外而存在,而是“消体归用”,在“用”的流行活泼中彰显儒家乾道的自强不息之“体”。《新唯识论》归根结底,是用佛家的概念阐释着儒学“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这种精神不正是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所应共同具备的“浩然正气”吗?

    3.《纯粹理性批判》

哲学家不同于常人之处在于,一个思维庸俗之人,会在一座房子里安心地生活与休息,不会考虑这座房子的奠基是否真的牢靠,也从不反思自己所认定的事实本身究竟有多可靠。而康德这样的哲学家与之相反,他们是一定要对房子的架构和奠基作出彻底的检查,并依照他所认为的更合理的设计进行重新奠基,方能让这座建筑更为稳定而不至于坍塌。康德把它的这种思路称之为“批判哲学”,而将常人的理所当然称之为“独断论”。“独断论”未经反思自我理性的认知能力就已然开始运用理性,最终实现的是理性的僭越,达到虚幻的真理和“二律背反”。而康德的哲学,第一步不是去认知这个世界,而是先考问我们认知能力本身,认知自己考察自己,理性作为法官来审判理性自身。正因为这一步的深刻性增加了这部著作的难度,因为这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

近年来,教育学界一直在强调批判性思维,但我们必须区分清批判与批斗的差异,从康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批判是对一座大厦的根基式批判,而批斗则是不管青红皂白拿炸药炸掉这座大厦。只有教师先区分清批判与批斗的差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康德,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批判性思维和在教学中的应用。

    4.《实践理性批判》

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是“我可以认识什么”,那《实践理性批判》则讨论的是“我可以做什么”。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批判的是理性在认知世界之时,超越于经验现象之外的认知,批判的是纯粹的理性认知,那《实践理性批判》与之相反,肯定理性的超经验运用,批判理性的经验性运用。同一个理性,在不同的应用中呈现着完全相反的特征,这也造就了康德体系的复杂所在。作为一部伦理学著作,康德始终反思的问题是,道德究竟如何得以可能。他追求的是纯粹的道德,而这种道德观并不来源于不纯粹的经验,而来源于纯粹的理性。道德源于理性,而不是任何经验性的偏好。热爱生命合乎理性的道德行为,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贪生怕死这种偏好情感而选择苟且一生,这并不是合乎道德的行为,相反,只有在经历了人生苦难的折磨,对自己的生命感到绝望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理性告诉自己必须珍爱生命,此时对于生命的热爱才属于合乎道德的行为。

康德所能启发我们的是,道德教育必须以理性为基准展开,由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自己的喜好来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也必须让学生明白,道德必须摆脱“任性”,凡事在开动之前,必须理性地思考这种行为是否合乎每个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5.《庄子集解》

《庄子》,一部难以对它作出任何判断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太支离破碎,又太精神统一,每个分析性断言都是对庄子所追求的整全性道体的一次破坏,都会变成类似于《逍遥游》里那蜩与学鸠般的渺小而无知的个体。也正因此,这部书始终如同魔一般吸引着我。我读《庄子》,一次次被《齐物论》里对独断论思维的拒斥而吸引,又被《德充符》里那些修炼内在品质的真人所赞叹。而对我们自身的生存而言,《庄子》此书最大的启发,莫过于“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这句人生真谛,这样的道理,庄子会用他那光怪陆离的寓言让你不知不觉被故事中的角色所打动,不知不觉地接受他对你精神的重铸。庄子告诫世人,看淡好坏与生死,只因人是渺小的,意念的过于执着有时会让人产生痛苦,而一定程度地“安时处顺”,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遭遇,让自己的内心安顿下来,或许,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困难。因为,安顿内心总是第一步。

对于躁动不安的我们,庄子始终是平定我们内心躁动的一味良药。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如若我们能用一些有趣的庄子的故事开导他们,释放压力,更能帮助他们成长。

    6.《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作为中国古人的圣经,从来不单单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它。

这是一本最难读的书,不是难在章句的解读上,而是对书中所讲之理的践行上。没人敢说能读通这部书,放此豪言壮语者,非愚即诬。古贤朱子就为此书做了一辈子的注解,临终前三天依然在改注释。

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将传统与西方的文化打碎后,一点点地喂给我们吃。而《四书》到底能教我们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中国人都该懂的道理,但又难以真正掌握,只是它揭示出了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以自我的修身为本。

当我们在探索教育改革时,我们是否反思过,我们真正实现教师的自我要求了吗?为人师,先为表;要求学生之前,先要求自己。或许,这就是“修身”所能给予我们在教育教学上最重要也最直白的启发。

    7.《静庵文集》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难以琢磨的人之一。一方面,他有着广博的学问,他比那个年代所有最为“先进”的人更懂西方,他是中国最早引进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家、中国古代史学家,以至于是一位彻底的清朝遗老。王国维的这些身份是相互矛盾的,他的自杀更凸显了这些矛盾。“自杀”,在近代中国,是因为王国维的死而被重新唤起的命题。这一命题让中国后来的学者为之殚精竭虑,思索着他自杀的理由。熟读这部他早年的《静庵文集》,或许可以窥探王国维的内心一二。他晚年试图销毁这部文集,似乎想摆脱自己在《静庵文集》里所流露出的对于人生苦难的体验和对于可爱与可信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红楼梦>评论》里强调,自杀不是真正的解脱,自杀是欲念求之不得后的逃避,非真解脱,然而王国维自己却选择了非真解脱的自杀。这正符合了王国维的一生,也符合了那个时代中国士人的遭遇。读这部文集,不仅能理解王国维,或许也能体验那个东西文化碰撞时代的紧张感。

    8.《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陈寅恪不朽的中国中古史二稿之一,也是今天研究隋唐史所必读的著作。此书论证思路清晰,得出了诸多让人感到惊世骇俗又备感合理的结论。

我们一直称安禄山是“杂胡”,理由是安禄山体内带有两种胡人血统。而陈寅恪告诉世人,安禄山之所以被称为“杂胡”,只因为安禄山体内有中亚人的血统,陈寅恪引证了《新唐书》的史料,这部书里单纯将中亚人称为“杂胡”来证明此点。同时,陈寅恪展现了他的历史诠释功底,通过安禄山的出身这一点来说明,唐玄宗之所以重用安禄山,并不只是唐玄宗的昏庸,而恰恰是因为唐代中期所面临的环境,因为身处受到周边胡人严重威胁的环境,唐玄宗不得不重视安禄山这位出身特殊的人。陈寅恪独特的问题意识,帮助他能从旧有的不为他人所注意的材料中看出新的内容,这确立了陈寅恪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地位。熟读陈寅恪的著作,在为他的经历所赞叹的同时,更能为他的学问所倾倒。

    9.《朱熹的历史世界》

这是一部论战著作,论战的对象是港台心性儒学的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先生,这位海外汉学家,对于心性儒学极为不满。他曾公开抨击牟宗三的良知砍陷说,认为这是牟宗三“良知的傲慢”,并且认为,儒学已经在事实层面成为游魂,无法在公共层面确立自己的制度,而只能停留在个体的自我信仰之上。余英时并不反对儒学,他只是更强调儒学本应是政治层面的学说,而不只是修养层面的心性学。他针锋相对地研究朱熹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强调朱熹等宋儒都有他们的政治关怀,而这却被现代的心性儒学学者所遮盖。

为佐证自己的论点,余英时梳理了北宋时期二程的道统观,强调道统的确立是对政统的一个制约。同时,考证了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宋神宗士与君“共治天下”的理想,与新儒家往往将朱熹与周敦颐等人关联不同,余英时更注重朱熹与王安石之间的联系,虽然朱熹坚决反对王安石新法,但在对待士君关系的态度上,二人则是一致的。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教师,不能彻底脱离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余英时研究的是传统的士大夫,阅读这部书,可以帮助我们感染传统士大夫的品质,践行我们自己的独立精神。

    10.《国史大纲》

钱穆,一位对传统给予了温情与敬意的学者,一位痛恨浅薄进化论,痛恨那些认为自己站在时代前列,比古人伟大的无知无畏的人。《国史大纲》又是一部奇书,奇在他用教科书的体例,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古代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术基本归纳出来,语言精练而富有精妙的论断。有人赞誉这部著作,称里面包含了几百个博士论文的课题。余英时作为钱穆的弟子,始终强调这部著作难读,因为书中包括许多隐而未发的对当时学者的论辩,诸如陈寅恪、王国维、顾颉刚等。

但我们更直观地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对待传统的态度。这部著作的引论部分篇幅大,陈寅恪认为不可不读。引论里,钱穆批判了考据派对待历史研究的态度,而强调了自己的文化史学观。同时,钱穆还着重澄清了“封建”一词的原本含义,力辩中国古代非专制,因为始终存在“士”这一阶层和“宰相”这一官职对于君权的限制,这些都启发了包括余英时在内的后来的学者。

虽然今天的我们没有能力彻底消化这部著作,但书中的诸多论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值得我们浸润于其中。

十本书简单讲完了,但也永远讲不完,也永远读不完。

书的价值在于给我们启发,给我们挺立在这个世界上确立依据,帮我们树立起独立意志,确立起我们对世事与学问的敬畏感,充分认知自己的有限性。当我们带着敬畏的态度生存于世界之中,也就深入地抵达了自己所未知的内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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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宏达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教师。一个深信王国维先生“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青年,热爱读书和教育,相信教师在教授学生前必须自己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为此,经常参加各种读书和公益文化讲座活动。改变他人不易;改变教育更不易,然而,改变自己才是最难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 著

    商务印书馆1991版

    《新唯识论》

    熊十力 著

    商务印书馆2010版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 著 邓晓芒 译

    人民出版社2004版

    《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 著 韩水法 译

    商务印书馆1999版

    《庄子集解》

    王先谦 著

    中华书局1987版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 著

    中华书局1983版

    《静庵文集》

    王国维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

    《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 著

    三联书店2004版

    《国史大纲》

    钱穆 著

    商务印书馆1995版

《中国教师报》2017年08月16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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