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培养当代学生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高校学生这一青年群体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养成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更为重要。从服务当代学生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论证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培养当代学生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期许和指导。

关键词：认知行为疗法；非理性信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一方面，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高校要积极推进当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为培育学生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贡献自己的力量。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本文从心理学基础理论“认知行为疗法”出发，探索其对培养当代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应用。

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及应用

认知行为疗法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在发展较为成熟，主要内容有埃利斯（Ellis）的理性情绪理论（REBT）、贝克（Beck）的认知治疗理论（CBT）和梅钦鲍姆（Meichenbaum）的认知行为纠正理论（CBM）等。埃利斯认为，人产生情绪困扰不仅是因为发生了负面事件，而且很大程度受个体对这一事件看法的影响，ABC模型是核心理论，A指起因事件；B指个体遇到该事件后产生的信念，如其对该事件的看法、解释和评价；C是在现实情境中，个体的情绪状态和行为结果。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事件不是直接导致情绪和结果的原因，个体对事件的看法和评价才是引起情绪和行为的直接原因。信念包括多个维度，如关于事件的假设、个体偏好等。因此，认知行为疗法就是从B阶段入手，将人们对事件产生的不合理、不积极的非理性信念识别出来，通过技术手段纠正非理性信念，代之以正确的理性信念，并培养合理的思维方式，从短期和长期上解决个体消极情绪和不当行为的问题（文迪等，2010年）。贝克提出的认知治疗理论是以认知治疗技术为基础，认知理论和行为治疗相互吸纳、相互补充形成的心理治疗方法，是现在较为有效、影响力较大的心理辅导和治疗方法之一。它同样从认知阶段入手，通过掌握改善行为的技能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纠正非理性信念，重新构建合理的认知观念，并传导为积极正当的行为（许若兰，2006年）。而梅钦鲍姆提出的CBM理论同样也是纠正非理性的认知，帮助来访者形成合理的思维方式，减少非理性信念给人们情绪和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治疗情绪障碍（邓选梅，2007年）。

信念的含义是什么？非理性信念具体包括哪些？学者们分别有自己的看法。埃利斯把信念分为理性信念（Rational Belief）和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其中非理性信念是在对客观事件的曲解或不合理的推理基础上产生的，存在绝对化、扭曲性等特点，会使人产生焦虑、愤怒、偏激等负面情绪。贝克认为非理性信念包括具体的自动想法和核心的非理性态度两点，片面地解释客观事件，导致认知活动和结果均具有片面性、歪曲性、消极性。而另一位学者韦斯勒（Wessler）认为非理性信念是一种认知偏差，总结出“绝对化要求、糟糕至极、以偏概全”三个特征。“绝对化要求”最为常见，指人们以自我意愿为中心，认定某一事件必定发生或必定不发生；“以偏概全”指以一概十，片面地思考问题；“糟糕至极”认为某一事件的发生将是非常可怕的，将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

邓选梅（2007年）认为认知行为疗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心理诊断阶段、领悟阶段、修通阶段、再教育阶段，整体的模型可拓展为ABCDE，加入与不合理的信念辩论（Disputing）和最终治疗效果（Effects）两个阶段。大量实证研究已证明：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针对各种心理疾病、情境和问题的有效疗法，可用于大量传统心理治疗背景下的临床问题，也可用于非临床问题，如帮助人们解决人际关系、社交技能、职业选择、压力管理、自信训练、正视衰老、控制体重等生活问题（文迪等，2010年）。

当代学生的信念状态

高校学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探究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和非理性信念情况，有不少学者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法进行了研究。赵文俊、刘宗发（2017年）对长江师范学院394名学生发放《大学生非理性信念问卷》，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非理性水平较低，除“以偏概全”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外，其余维度如“低挫折忍耐、绝对化要求、糟糕至极”得分显著低于常模，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理性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对较高。性别、年级和专业的不同会导致非理性信念出现差异，女生的“低挫折忍耐”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大二学生非理性总分和“糟糕至极”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高年级学生，文史类学生在非理性总分及“低挫折忍耐”和“糟糕至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赵谦（2009年）将非理性信念分为“自我定向的绝对完美的诉求、他人或事物定向的绝对完美的诉求、自我定向的以偏概全的认知、他人或事物定向的以偏概全的认知、自我定向的主观贬低的评价、他人或事物定向的主观贬低的评价”六个维度，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非理性信念的整体状况较为乐观,信念的非理性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自我定向的绝对完美的诉求”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他人或事物定向的绝对完美的诉求”,这表明“绝对完美的诉求”是当前大学生存在的最主要的非理性信念。王丽红（2016年）将目标人群缩小为大学毕业生，面向北京科技大学2014届毕业生发放973份问卷，发现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主要受到“低挫折忍受度”“自我缺乏肯定”“追求完美”“固化思维”四类非理性信念的影响，对高校学生的职业决策和未来发展产生阻碍。

尹秀艳（2005年）总结出当代大学生主要有六点不合理认知：一是绝对化要求。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大学生对自己要求过高或过严，产生较大的学习压力，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时，容易扩大消极情绪，追求绝对公平，容易产生极端行为。二是以偏概全。往往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现实，只看到符合个人意愿的方面，对人际关系和自我评价产生偏差。三是瞎猜测。把想象与主观推测当事实。四是情绪推理。较为感性，无法理性分析问题。五是人格化。无根据地将外在客观事件与个人联系起来，如找替罪羊。六是虚拟陈述、隐藏的假定。人在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外在刺激作出解释时，受到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产生强迫性思维。

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理性水平较好，非理性信念整体处于中下水平，但“以偏概全、绝对完美的诉求、人格化”等非理性信念还是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应当引起重视。

认知行为疗法在当代学生理性心态培养中的应用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认知行为疗法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的应用。前文我们已经介绍了认知行为疗法和当代大学生的非理性信念，而这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认知行为疗法如何用于纠正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培养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认知行为疗法真的可以培养理性的社会心态吗？

从理论层面，可形成“认知失调—非理性信念—心理问题出现—纠正认知—理性信念—心理问题缓解—心理健康水平上升”的链条。刘元兴等（2007年）以贵州师范大学、临沂师范学院400多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大学生认知失调调查问卷与症状自评量表（Sympton Check-list 90），发现在运用症状自评量表检出的54名存在心理问题的个体中有51人存在认知失调，另外3人在测试中存在轻微的认知失调。蒋利平（2005年）也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现状及相关调查和其多年心理咨询经验中，总结出多数大学生的不健康心理源于不合理的信念和认知结构。许若兰（2006年）通过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进行认知失调问卷调查，发现认知正常的比例仅为35.11%，而认知失调和严重失调的达到了22.80%。从结果看出：当今大学生的心理困惑、情感问题及人格障碍的产生，大多与大学生独特的认知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认知失调的影响力最大。而认知失调和心理问题之间的环节正是非理性信念，因此纠正认知行为，培养理性信念，从理论层面上是可以缓解心理问题的，有利于培育健康积极的理性社会心态。

从实践层面，近年来，中国高校越来越重视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并且不少实践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成都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心理危机与防御干预工作中，充分运用认知行为开展对学生的团体心理辅导，在提升认知水平、缓解情绪障碍、促进认知功能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2007年，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运用合理情绪疗法对有轻度抑郁症的学生进行辅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帮助学生走出抑郁，重拾信心。俞光华（2014年）选择了在学习、人际关系、情感及发展问题方面存在明显非理性认知的若干名实验对象，运用认知行为疗法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该疗法可以应用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中，且对在短期（1周～6周）内改变大学生非理性认知、改善不良情绪和行为、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作用明显。因此，从实践层面，认知行为疗法不仅针对外在行为和情绪，而且还深入分析来访者的思维活动和认知模式，帮助来访者了解自己的认知结构，找出认知错误，并通过布置家庭作业、创设情境、对比法、引用典故法等专门技术方法，纠正学生的认知错误，从而重建合理认知，将非理性信念转为理性信念，最终实现对行为和情绪的改变。认知行为疗法具有可观测性、短期性、可操作性，有明确具体的治疗目标（张帆，2011年），而且中国人本身具有重现实、重说理的特点，大学生本身也受过高等教育，逻辑思维基础较好，领悟能力也较强，为认知行为疗法在高校的应用和推广创造了一定优势。（作者：周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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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