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英美公立小学家委会

如今，家委会是一个社会热点，能否进入学校的家委会，俨然已成为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表征，从而引发人们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担忧。家委会是个舶来品。100多年前，“家长与教师联合会”这一组织诞生于英国，出发点是吸收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后来被整个西方世界所采用，发展为学校民主管理的一项制度。30多年前，家校合作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我国的中小学中也陆续成立了家委会。

笔者曾于2015年和2019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作访问学者，深入英美公立小学进行参与式观察，发现中西家委会形式相似，“味道”却大不相同。

一校一会，无涉班级

在英美国家，家委会的功能是相同的——为了增进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协助学校举办活动，筹集资源。一所学校只有一个家委会，家委会一般由10多位家长组成，设一个家委会主席，家委会主席直接与学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接。也就是说，家委会成员并不与具体的班级老师发生关联，就算某个家长为学校做了再多的贡献，孩子的老师也无从得知，更不可能因此产生“分别心”。

为了让老师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教学，英美学校不主张家长和老师单独接触，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家长直接反馈到学校办公室，再由办公室转发给相应教师。尤其是英国，不要说手机号码、社交账号，就连教师的电子邮箱都不会告诉家长。那么，家长如何与老师增进感情呢？

在美国加州的公立小学，教师节有两个传统，都是由家委会组织实施的。

一个传统是，全班家长匿名送给老师的“心意费”。家委会先给每位家长发封邮件，鼓励家长给自己班级的教师捐钱表示感谢，钱多钱少都行，并附上感谢卡片。家委会在学校办公室放一个箱子，家长们把钱和卡片投放在这个箱子里。在教师节那天，家委会统一取出，点清，交给各班的老师。老师收到后，通常会用邮件的方式表达对所有家长的感谢。

另一个传统是，家长为全校教师举办一次丰盛的“答谢午餐会”，这也是由家委会通过邮件向全体家长倡议，每家自愿带一份拿手好菜，于教师节当天的早上10点前送到学校的大会议室。家委会成员负责摆盘、装饰，布置好之后悄悄退出。老师们在节日当天都不带自己的午餐，他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会议室吃“百家饭”。这样，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家长们以集体、自愿的方式向老师表达谢意。

筹钱第一，补贴学生

西方学校有公立与私立之分，富裕的家庭付出高额的学费让孩子上私立学校，而一般家庭或薄弱家庭的孩子只能上免费的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资源远远不如私立学校。就这样，阶层分化在小学阶段就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温柔且残忍地开始了。

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家长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困境，也在奋力“自救”筹款便成为公立学校家委会最重要的任务。美国加州的一位校长告诉笔者：“我校的家委会非常用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全校家长募集钱款，比如卖一些文具、零售品、U盘、T恤，还会把学生的画裱起来，提议家长来买……通过这些方式为学校筹钱配置学习资源。”

英国的公立小学相对较好，政府投入逐年增加，但筹钱的压力依然比较大。在笔者观察的一年内，家委会共发起两次筹钱的活动。一次是，全校师生在新年到来之前排练了一出戏剧，家委会向家长们卖门票，一张票2英镑，连演两天，收到门票收入约1600英镑。另一次是，开学初期的慈善游园会，家委会首先号召全校家长捐出自家全新的礼品、文具和玩具，然后再组织一场亲子游园会，让大家花钱来购买这些物品，所有收入全部交给学校。

苦差一件，全凭情怀

家委会的工作琐碎而繁忙，筹钱之外，家委会成员还要在很多日常杂事上劳心劳力。笔者算了一下，2019年英国小学一年之中，家委会需要做的事情，有20件之多：每个月的校园大扫除、带孩子外出参观博物馆、实践课搬运各种器材、新年游园会、诗歌之夜、春游秋游等等。平均每个月有1—2次活动。

能胜任家委会主席的家长，基本是全职家长。长此以往，时间精力上难免跟不上。去年在英国访学时，恰逢这所小学的校长换届，家委会主席也提出了退出的申请。在校长和家委会的会议上，她提出自己请辞的理由：自己有两个孩子都在这所小学，但是大孩子眼看要升初中了，她要分一部分精力用于接送上初中的大孩子。校长和家长代表们都表示理解和感谢。

家委会的工作是集体行动，公事公办，家委会成员的孩子并不会因为父母的付出而得到特别的关照。愿意进入家委会的家长，完全凭着真心真意，与志同道合的家长们一起，共同为学校和孩子们付出时间和精力。

家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因此校方对家委会的人员没有任何发言权，家委会对新成员的招募完全依赖现有家委会的动员能力。家委会没有任何的进入门槛，只需要回应一封电子邮件，即可入会。如果哪一天想退出也很简单，也是写一封邮件即可，家长没有道德负担。

西方公立学校的家委会，从制度上切断了家长投入与学生得益之间的关联，让家长参与学校事务成为一件纯粹的事情，付出只是因为热爱。家长和学校朝着共同的目标，以自己的方式与学校并肩工作，从而形成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共同促进儿童发展。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0年10月2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