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要让监管“有牙齿”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培训机构“绑架”学校一直是教育领域久治不愈的难题之一，长期以来广受社会关注。今年2月底，不少学校刚刚开学，就收到了一份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送出的一份大礼：出台《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政府机构有了回应，我觉得是开了一个好头，这是好事！”在3月1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以下称《报告》）发布会上，一直关注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不无欣慰地表示。

3月初，全国两会启幕，不少代表委员就民办培训机构与减负相关话题提出建议和意见。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提出，地方教育部门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方面存在职责划分不清、人手不够、缺乏执法权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也表示，“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超前教育”。

顾明远与代表委员们的担忧源自触目惊心的现实。《报告》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过长，校外补习时间“领跑”全球，身心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调查显示，2015年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在2012年PISA测试中，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还发现，随着年级的上升，学生感觉到的作业难度越来越大，学生完成作业的劳累程度越来越重。校外培训普遍采取“提前教育”的“抢跑”模式，学习进度和难度远超课程标准。

“要给学生减负，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减‘作业时间’，“学生‘负担’的内涵已经有了拓展，除了时间维度，更多是加大了内容的难度，还有学生的心理压力。”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婷说。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有关减负的专项文件，但因其牵涉多方利益格局，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致使问题久治难愈。教育培训机构通过推波助澜制造焦虑，加剧了教育生态的恶化。

“与生产普通商品、提供消费服务的工商业企业不同，教育培训行业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和学习能力，影响国家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责任十分巨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为此，杨东平提出促进培训行业规范发展与转型发展的几条建议。一是通过加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不同渠道，改变政府缺位状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发展；二是加强行业自律。教育培训行业必须具有明确的企业伦理和道德底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建立良善的行业形象；三是完善社会参与，可考虑建立“质量保证金”“质量星级评定”“失范机构定期公示”等制度，确保公约得以落地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两会期间介绍上海经验时表示，“对违规的公办学校及教师，上海坚决‘查实一起、处理一起’，同时对民办培训机构将竞赛或变相竞赛结果以各种形式提供给中小学校（含学校教职工）、干扰正常招生入学秩序的，也要进行追责，甚至吊销执照”。

在世界各国，如何规范课外培训使之健康发展，都是教育治理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姜英敏以韩国“减负”经验做介绍，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规定原则上允许课外辅导和“学院”（课外培训机构）教育。2008年，韩国出台减轻“学院”费用方案，通过对“学院”费用进行摸底调查，对非法经营和收取高额费用的学院进行促进“学院”费用稳定化和透明化。2011年韩国颁布《学院法修订案》，规定了学院费用及经费信息公开化程序，保障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强化他们对学院的选择权。在强大的监管面前，如今曾经风靡韩国的“补习热”逐渐趋冷。

“谈起减负，我们总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是时候将目光移到我们邻居身上了，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可以参考，希望我们的教育负担同时得到减轻。” 姜英敏说。

“我们必须正视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督导机构在对民办中小学校和民办培训机构监管和督导方面的薄弱，要让监管和督导‘有牙齿’。”同济大学副教授张端鸿表示，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督导和惩戒力度，多措并举“才能形成不敢增负、不想增负、不能增负的良性生态”。

《中国教师报》2018年03月0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