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四问”

天下读书人多矣！每个读书人皆有其独到的读书方法，似无须本人在此赘述。但鉴于青年人读书（尤其阅读思想艰深的学术著作，姑且称之为“研究型读书”）确乎又存在诸如“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的问题，故笔者姑且以“过来人”的身份将读书经验和盘托出，以期对青年朋友有所助益。

科技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起源于问题”，读书亦然，南宋理学家朱熹主张“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即强调读书须有问题意识。对于学术类的著作，笔者尝以“四问”法践行之。

所谓“四问”，即是说在阅读文本时，读者应采取主动姿态向文本发问。

第一问，当问询：作者想要干什么？读书犹如作战，弄清对方的战争意图，乃是取胜的关键。问询“作者想要干什么”，就在于弄清作者的写作意图。唯有知晓作者的写作目的，弄清“作者想要干什么”，方能较快地进入情况，把握文本主旨。譬如，以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例，若压根不知著者目的，是极难读懂——甚至压根读不下去的，因为晦涩的语言、繁多的概念、复杂的句式以及独特的思路足以将人拦在门外。倘若知晓康德之目的在于“通过对人之理性能力之考察以解决认知何以可能（知识何以可能）”，那么，在阅读该文本时，虽觉其艰深，但至少阅读时有了方向感。方向感对于读书极为重要，读书有了方向感，方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坠入云里雾里。

第二问，当问询：作者是怎么干的、干了些什么？具体而言，就是作者围绕其论证的问题或主张都干了些什么，尤其要弄清作者是怎么干的。弄清此问题是极需功夫的，它不仅需要读者反复精读，而且尤需读者对文本下一番解剖学的功夫。其中，“怎么干的”主要剖析作者所采用的思维路向、论证方法及相关的“建构术”。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主要采用追问（逼问）、思辨方式，将问题层层引向深入，最后将思想接引（建构）出来。“干了些什么”，主要是具体内容之构成，可喻作文本之血肉，譬如《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辩论，关于“勇敢”的辩论，诸多细节及例证则构成文本的血肉。以笔者经验，若读者能把握住作者的思维路向及论证、建构方法，“干了些什么”即内容的部分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因为方法若建筑构架，内容则似建筑材料。掌握了文本构架，即基本掌握了文本内核。更何况，理解构架亦须通过对“建筑材料”的分析。如此看来，第二问实则包括两个重要问题，即“怎么干的”和“干了些什么”，不过，考虑到方法和具体内容密不可分，故笔者将其合并为一，名之曰“作者干了些什么”。

第三问，当问询：作者干成了没有？此问题的潜台词有二：若作者“干成了”，对后人有何启迪？若作者“没干成”，又存在哪些问题？读者将如何评价文本、评价作者？此一问可谓相当见功底的一问，唯有吃透文本、弄清问题、熟稔作者的写作背景及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基础上，方能有此一问。此一问，同时意味着读者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作者，而是开始跳出作者的笼罩和控制，站在评判者的席位上对文本（或作者）解决问题的思路、论证方法及所达到的效果进行评判。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般作者对经典文本不敢质疑，其实大可不必。经典当然有其永恒的魅力，但亦非尽善尽美，倘如此，人类有一部经典就足够了。人类之所以有众多经典文本，就在于后人敢于对早期的经典进行质疑与评判，从而留下了“别样的经典”。因此，对于经典文本，今天的读者当具有敢于评判的勇气。更何况，作为后来者的读者，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后来者居上”的天然优势。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哲学的情形犹如拍卖房产，最后说话的人总是使前面的人所说的一切无效”；维特根斯坦亦言，“在哲学中，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一个到达的人”。哲学如此，其他学术性文本亦如此。既然作为读者占据后来者的优势，有机会浏览由经典到读者之间所有关于此问题的文献，故而读者应当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更灵动的思维，更应当有信心对作者发起评判性的质问。

第四问，当问询：换做“我”，应该怎么做？如果说“第三问”建基于足够学术储备之上，那么此问则是颇具“创造性”的一问。因为，此问中，作为主体性、创造性的“我”开始登场。此时“我”亦将发生身份的转换，不再以读者登场，亦不再局限于读懂文本、读懂作者，而是在把准文本脉搏的基础上，将文本所涉及的有价值的话题继续进行下去。

冯友兰先生谈到中国哲学的讲法时，曾有“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分判：读懂文本属于“照着讲”，并不增添任何新东西；而“我该怎么做”的问题属于典型的“接着讲”。“我”将接续经典文本的问题，站在时代立场，利用人类所达到的最新的成果按“我”的思路对经典中的问题进行探索、重新解答，以期给出更为合理的解答。很明显，“第四问”已超出一般读者的要求，而是带有研究性的阅读。

此问意义极大，尤其当“我应该怎么做”落实到“真正地做”时，意味着读者（其实已转变为作者）不仅深入问题，而且以一种实践者、探索者的姿态去将问题引向深入。反观人类学术史，举凡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著作莫不如是，费希特通过对康德哲学的问题的解答、谢林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问题的探索、黑格尔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整合，从而使德国的古典哲学渐次达到高峰；叔本华通过对康德问题的范式转换，尼采通过对叔本华问题的挖掘，弗洛伊德通过对叔本华、尼采的另类诠释，从而将非理性主义哲学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也许，作为普通的读者，似乎难以达到若黑格尔、尼采之建树，但至少“我们”在通过沉思将问题引向深入，并从沉思中得到乐趣；退一步讲，谁能保证下一个“黑格尔”不在读者中产生？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27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