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汪曾祺

我的老师汪曾祺

刘亚伟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

昨天整理书架，偶尔翻到学兄王明义和龙东等几个朋友合出的一本小说集《江南江北》，是汪曾祺先生作的序，引我回想起了十六七年前从汪曾祺先生为师的一段往事。

1988年我入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据说这个班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提议，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多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大概是王蒙“作家学者化”思路的一个尝试。

我们那一届的四十多个同学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有些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有些后来也很有名气，比如莫言、毕淑敏、严歌苓、肖亦农、刘震云、迟子建、海男、岛子、余华、刘毅然、于劲、冯敬兰、王树增、邓九刚、李本深、简宁、路远、洪峰、王刚等等，曾经看到过学姐贝奇的一篇文章，她的记忆比我好，班里的同学她几乎都记下来了。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院长童庆炳先生和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周艾若先生，副班主任是北师大学位处处长凌慧娟老师和鲁迅文学院的何振邦老师，当时的鲁迅文学院院长是深受人们敬仰的唐因老先生。先后给我们授过课的其他老师有冯立三、王愿坚、鲍昌、唐达成、张锲、李国文、林斤澜、汪曾祺、文怀沙、谢冕、孙津等等。后来学院给大家安排文学创作研究和实践的导师，我有幸拜入汪曾祺先生门下。

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仍握笔不辍，我等后辈不忍心多加打扰。加上我又是一种不太愿意攀援的性格，因此和先生接触机会并不多。师从先生的两年间，有几点让我受益终身：

一次我交给先生作业，是我新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先生给我打了89分，这个评价来自对文字一向精益求精的短篇小说大师汪老先生，让我受宠若惊。

先生对我的那篇拙作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尤其是帮我给整篇文字重新划分了段落，虽然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自己重读时竟然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无论是节奏、叙述语调，还是阅读感受和心灵触动，都平添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意味。我瞬间领悟了小说分段的艺术，这种艺术既来自文字的敏锐感觉，又来自叙述节奏的自信把握，更来自一种超然淡泊的生活态度。

另一次是看了我的作业，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写东西不妨华丽一些，把想象力尽量放开，恣肆酣畅一些，淋漓尽致一些，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所谓 “标新立异二月花，删繁就简三秋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淡下来，简约下来。

先生当时住在北京崇文区蒲黄榆小区，生活极简朴，惟一的嗜好是酒，我每次登门拜访，最受先生欢迎的礼物是家乡出的孔府家酒。

先生言谈很幽默，记得有一次我陪家乡《时代文学》的漂亮的女编辑张东丽女士去先生家约稿，我为张女士做完介绍，刚刚坐下，只听先生笑曰：你们二位的名字有些意思。看着我们一脸的愕然，先生接着说：东丽者，东方丽人也;亚伟者，亚洲伟人也。是不是?说罢，先生为自己的新发现呵呵笑了起来。

按响门铃，站在门外等先生开门时，听着先生“塔拉塔拉”一次比一次慢下来脚步声，知道先生是真的老了，老的鞋子都抬不起来了。但是，当我面对着先生的时候，看见先生的眼睛仍是那么亮，炯炯有神，直透人的灵魂深处。

这些年几次想提起笔来为老师写点纪念文字，题目都定好了，《布衣汪曾祺》。这不仅是因为先生的目光一直面对着普通民众，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人物，传达出先生对这群人的同情、善良、平和、温婉的情怀。还因为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着一种布衣精神。无论是到小区的菜市场买菜，还是到邮局去领杂志社寄来的稿酬，他都能和人家聊得津津有味。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喊他“老头儿”。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9年了，每当我想起他来的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