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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 留下大师的风范

追记厦门大学资深教授潘懋元

发布时间:2022-12-07 作者:熊杰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12月6日,初冬的厦门,连续晴朗的天气,在这一天变得阴沉而灰暗。海风吹过,落叶开始飘零。

8点50分,从厦门第一医院传来噩耗,厦门大学资深教授潘懋元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11点30分,30多名厦大师生、潘懋元曾经的学生与好友,自发赶到医院,护送他的灵柩前往殡仪馆。

12点之后,潘懋元离世的消息迅速通过网络,在他的学生中传开,在教育人中传开……

一时间,高等教育学术界、教育行政部门、厦门大学、那些他的知识浇灌过的地方,80年来曾经在讲台下听过他讲课、或是接受他亲身教诲的莘莘学子,都在缅怀、追忆。

102岁高等教育人:始终投身时代教育洪流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1941年秋,他考入厦门大学。1951年,他由厦大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他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从青年学子到百岁教育长者,潘懋元不忘初心,始终置身于教育的时代洪流中。他从不沉迷于昔日的条条框框,也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即使年逾百岁,社会上最新的教育焦点,都是他急切讨论的话题。

2020年8月4日,是潘懋元百岁生日,也是他从教8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作了题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今天、明天、后天”的学术报告,他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他认为,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的创新能力,也要提前研究机器人“行为学”“伦理学”,也许在将来,要在伦理、道德及法律层面教育培养“机器人”。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专生,像你一样,读本科、读研究生。”2014年,潘懋元在与记者谈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轻拍记者肩膀,说下这番话。他嘱咐记者要宣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不能用层次来区分,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时光来到2022年6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也印证了潘懋元6年前的判断。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职生上专科、上本科时,记者不禁由衷佩服潘懋元先生。其实,数十年来,潘懋元一直在为风起云涌的中国教育改革预言。他的每一次预言,似乎最后都能应验。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回来后,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当时,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所有制问题还是“雷区”,在教育这个领域讨论“私有”,显得很过头,甚至是在踩“红线”。

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懋元坚持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系列文章。他还预言,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精英教育,另一个是大众化教育,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下降,在大众化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

65年前的拓荒者:讲授“高等教育学”的中国第一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支撑。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

时光碾过岁月。1957年至今,已跨越65载,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繁花似锦、根深叶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57年,那个在厦大播下种子的时刻。

1978年,一声春雷,送来改革的春天。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却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小打小闹”,他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他提出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倡议,并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80多年的育人历程:离开学生会很寂寞

15岁那年,潘懋元开始当老师,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他还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老师,还兼任过教务主任。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再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再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潘懋元的教师经历,算起来有80多年。

潘懋元经常说起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另一句是:“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80多年来,潘懋元教过的学生,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统计。学生说起潘懋元,会提到他的“两面性”,一面他是“严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另一面,他是“明师”,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从不轻易反驳与批评他们,更不用自己的权威来以势压人。他鼓励学生创新,鼓励学生要超越老师。学生有任何创新与发展,他从不吝啬鼓励。

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潘懋元总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往往会得出新的观点。

给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是潘懋元的一贯风格,这一点在他家的学术沙龙体现得尤为明显。

记者至今依然清晰记得,2012年第一次走进潘懋元家学术沙龙的情景,那一年,他92岁。

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就设在他家的客厅,2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容纳着30多个学生,显得有些拥挤,但并不影响他们火热的学术热情。

沙龙正式开始后,潘懋元抛出了主题,接下来,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意见。在沙龙中,潘懋元的固有动作是拇指和食指分开,叉住下巴,静静地听学生发言。学生讲完,他偶尔也会进行简短的总结,但他从不否定学生。

记者清楚地记得,那天有学生当众提醒:“先生,您记错了。”

潘懋元并无尴尬的神态,他略加思索后答道:“哦,是我错了。”

沙龙上,学生有时会提出不同的观点,没有人担心这样会不顾及潘懋元的面子。相反,潘懋元总会静静倾听,之后会肯定他们正确的一面。

潘老家里的学术沙龙,从20世纪90年开始举办,到2020年他100岁时,只要身体允许,几乎未曾间断,算起来历时近30载。

潘家的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而学生们留下的“热闹”,早已把潘懋元的寂寞驱赶到九霄云外。

生命最后的七个月,潘懋元住进医院,因为病情等原因,医院不允许学生去探望。但同学们把自己拍的视频整理好,发给潘懋元的子女,再由子女播放给他看。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了解学生的动态,成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

“先生热爱和尊重每一个学生,每次有学生去他家,他都会亲自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肯离去。”潘懋元的博导助理王亚克说,生活中的潘懋元,把学生当朋友,他为人平和谦逊、像清泉般透彻,润泽着学生的心田。

在记者眼里,潘懋元不仅平和,也有着“抠门式”古板。他布衣素食,生活简单,家里的家具至今还是90年代的款式,客厅的沙发被磨出多处破洞,很久未见更换。

然而,这个看起来“抠门”的教授,有时却一掷千金。

多年来,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40多万元,在厦大设立“懋元奖”,对优秀青年师生给予奖励。2020年,他百岁生日时,又为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万元。

潘懋元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大师离去,风范犹存。潘懋元离世的消息,很快排到微博热搜的前列。虽然他的追悼会要在4天后才举行,但是在微信群里,回忆先生的文章已是比肩继踵,大家共悼逝者、寄托哀思。微信群里,网友说出了悼念的初衷:“大师的风范一定会长留世间,引领无数后来人。”(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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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潘懋元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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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潘懋元高中军训照。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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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在书房工作。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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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罗兰德・舍恩参加潘懋元的学术沙龙。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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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时,潘懋元登上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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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潘懋元在自家客厅。熊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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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潘懋元在自家客厅参加学术沙龙,倾听学生发言。熊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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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潘懋元在厦大参加学术会议前留影。熊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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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潘懋元在厦大参加学术会议前留影。熊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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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潘懋元为学生上网课。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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