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复兴的困境与破局

摘 要

文科复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面对着复杂的学术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步履维艰。文科面临融媒体、AI、AIGC、DeepSeek大模型等新技术挑战，深陷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困扰，背负着文理分科的后遗症，且文科发展滞后于社会实践，逐渐被边缘化。文科复兴，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重塑公共性品格，急需建构一个纳精英教育、通识教育、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框架结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的灵魂，思想使然、理论使然。作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人文社会科学是铸魂之基，一般可简称为“文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世纪末以来，文科在世界范围内步履维艰，近年又深陷融媒体、AI、AGI、DeepSeek大模型等新技术挑战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困扰。笔者曾在2020年和2022年先后写过两篇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文章，从新文科破题，探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以及学科场域的间性功能，对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和评价机制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在全球文科不景气、我国高等教育全局性学科调整和文科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文科复兴的出路在哪里？新文科建设是迎面寒冬还是春寒料峭，是四面楚歌还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新文科建设背负着什么样的学科期待和国家使命？面对这些问题，新文科破局突围，时不我待。

文科复兴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面临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环境之变，文科如何应对挑战与应战的双重挤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毛泽东对问题的理解更透彻：“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一般认为文科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类。根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有8个门类，共34个一级学科；另外还有军事门类的8个一级学科。让·皮亚杰认为，文科是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科学，它涉及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过影响的人，这类人的著作，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技术与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各种制度，经济与其他交流，以及整个文明。他的观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许多世界性难题，这些难题深深吸引着那些勇于思考的人。如今，文科面临的形势就是世界性的。据《南风窗》报道，2024年秋季，哈佛本科生学院取消了涉及20多个系的至少30门课程，其中大多是文科专业。其实，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在两年前就已经削减28个专业，裁减了143名人文社科项目的职员。2023年，以综合性大学文科著称的弗吉尼亚玛丽蒙特大学取消10个专业，其中大多也是人文学科。2016年以来有26所日本国立大学对文科学部进行删除或重组。据英国大学招生申请机构UCAS统计，2012—2021年间，报考英语研究相关专业的学生从9480人降至6435人。

美联储研究所列出的10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分别为：艺术史、人文艺术、高等艺术、太空工程、历史、英语语言、大众传播、物理学、商业艺术与图像设计、社会学。除了太空工程和物理学，全是文科。而美国起薪最低的10个专业是人文科学、表演艺术、神学与宗教学、休闲与接待管理、社会科学、历史学、生物科学、美术、治疗学、营养科学，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文科。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前三名专业分别为艺术史、人文学与美术，均为文科。经济形势、就业市场与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造成了如今的“全球文科倒闭潮”。

国内学科建设正在进行全局性调整变革，2018年教育部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20年，教育部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由此，新文科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

当然，在我国不只是文科遇到挑战，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横空出世，让理工科、医科和农科等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都存在“凤凰涅槃重生”般的问题。但相形之下，多数文科更不被看好。特别在经济疲软环境下，年轻人更加务实，希望通过专业学习以求得稳定的职业和较为满意的经济回报，而文科比理工科更难提供这样的职业生涯承诺。

早在40年前，英国学者E.H.贡布里希发表了《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一文，受到学界普遍重视并引发讨论。2009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斯蒂芬·科里尼的《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再次引发对人文学科的讨论。几年前，美国的希拉姆学院在人文育人方面适时提出“新文科”的理念，积极主张“文理交叉”，并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专业课程中去。

学科设置既要与社会密切相连，又必须坚持大学的使命和初衷，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初衷，包括对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冷门学科的呵护。伯兰特·罗素在1924年出版的《赢得幸福》中说：“50年前或100年前受过教育的人普遍具备良好的文学知识，但现在只有少数教授才具备。所有更为悠然恬静的乐趣都已被放弃。曾有几位美国学生在春天时陪我一起散步，走过校园边上的树林，那里到处是美丽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哪怕任何一种野花的名字。这种知识又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增加任何人的收入。”对此，他批评道：“当代高等教育的缺点之一在于高等教育变得过于强调培养获得特定方面的技能，而过于轻视通过对世界的不失偏颇的调查研究来拓展心智。”他也曾设想，通过一种明智教育，使人达到“精神协同”的理想状态。可是100多年过去了，罗素批评的现象至今没有明显好转。

大学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一定不能短视，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泛滥工具理性，不能缺失价值理性。短视、急功近利、泛滥工具理性和缺失价值理性，只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一个民族失去前进方向，丢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鉴于此，文科复兴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深具意义。

文科何以至此？

文科何以至此，世界范围内的文科弱化是偶然还是必然？从人类发展史的纵向看，这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必须跨越的过程式现象，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从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看，各国发展不平衡，东西方科技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振兴科技和发展经济上，以追赶发达国家。文科“失宠”几乎是全局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媒介新技术的挑战

近年来，媒介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融媒体和新技术，特别是AI技术，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文化产业变迁等方面，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就业和工作造成大面积结构性冲击。像机器人仿人类活动以及人类语言行为的智能程度之高，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造成冲击，部分理科和创意实践等学科与行业也面临被替代的巨大生存压力。少数科技精英为这些大模型提供海量文本和大数据，使其具备了可以和人相媲美的强大仿真能力，把一种模仿人类行为的模式赋能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大多数普通脑力劳动者来说，此类技术已经能够基本满足需求。譬如，对机器人语言能力的突破以及类人机器人的超人功能，正在逐渐替代会议议程、行政管理、基础文案、企业媒介形象塑造、金融咨询等传统文科工作，直接导致部分普通劳动者失业。

（二）市场经济利益驱动

文科遭受冲击，主要缘于经济下行和市场就业双重压力，社会急于获得经济回报，而文科难担此任。2016年，东京大学前副校长吉见俊哉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中强调，文科恐慌早在2004年就已经暗潮涌动，国立大学法人化造成了“挣钱的理科”和“不挣钱的文科”的对立，致使大学几乎全盘接受了“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一前提”。20世纪日本大学中理科一度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约七成教员是理科教员，法学部、经济学部、文科部等狭义上的文科教员甚至只占总人数的一成。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科技文明成就，试图实现弯道后发超车，因而配合相关专业的迫切需求，大力培养急需人才，由此造成文理科比重不协调。

当下，基于我国文科学生的就业压力，大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方向也都往技术方面倾斜。有的学校明确提出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要以企业、市场为导向，舍弃了大量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更多倾向于职业教育。而国内一些重点大学，近年来对文科专业进行了大力度的删减压缩。2025年两会期间，有著名大学校长宣布把文科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4%下降到20%，以求形成“文理医工”四轮驱动新模式，应对新技术革命。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惊呼“文科已死”“百年人文，毁于一旦”。应当强调，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型大学，不能盲目跟着市场利益跑。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不应随波逐流。否则，大学教育与文科设置的初衷就渐行渐远了。然而现实中那些对就业没有明显好处的知识课程，学生在选课时甚至看都不看。

（三）文科已经被边缘化

文科教育是一种人文学教育，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中提出：“人文学科是以多种方式出现的——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作为哲学的一种结果，有时候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文科以人为中心，旨在探求人类文化的文脉、源流和未来，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致力于重铸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关系。伯兰特·罗素说过，教育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培养活力、勇气、敏感和智慧等四种品质。他认为，活力能够帮助人类承担最大的烦恼和最大的忧郁，防范嫉妒；勇气可以成就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勇敢的人生观；而敏感是一种在意识中对纯粹的勇气起矫正作用的品格；智慧是保持一种确定的好奇心；“一个由具有活力、勇气、敏感和智慧的人们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只能靠与迄今为止的任何教育迥然不同的最高度完美的教育来创造”。罗素倡导对非技术性的社会和道德领域的学科研究要坚持常识、清晰和开明的观点特色。他自己就是以最清晰的眼光阐述一些最深刻的道理，以最清醒的头脑彻底把握这些道理，以至于能够向所有人呈现出道理的简明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少数特权者。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早在一百年前就批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是危险和错误的，挞伐那种“认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无用的事物则是人文的”的思想和做法。吉见俊哉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二战以来文科在日本社会中为何逐渐式微、大学精神为何已然衰退等问题。他借助韦伯工具理性的思想，从“有用性”维度切入，提出文理科价值尺度不一样的观点：理科追求绩效，因而提供短期功能；文科创造价值，所以提供长期功能。这种长期性，短则20年、30年或50年，有时甚至达到100年乃至1000年。

现代社会，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之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趋丰富。然而，科技跨越式进步，经济加速度发展，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已经无法为文化、艺术、历史、哲学等文科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创新与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与资源，文科难以从日新月异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越来越被边缘化、市场化了。

（四）文科发展滞后于社会实践

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文科普遍缺乏对现实的洞察力和解释力，鲜见有深度和穿透力的鸿篇巨制，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启蒙、引领和担当。一般来说，文科是形而上，理工科则是形而下；没有人文来管理约束新技术和伦理，科学技术难以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同没有文艺复兴对欧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解放和推动，欧洲就不可能实现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顺利过渡，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奠定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不可能有后来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

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大众媒介、虚拟世界等众声喧哗，学界业界特别是著名大学，缺乏对此作出权威解释的登高一呼，去引领人类突破局限，实现跨越式前进。现在，人们似乎一方面欲望强烈，另一方面感到孤独和无助，看不到人文社会科学给出前沿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世界范围内都没能诞生当代哲学大师、思想领袖来引领和启蒙。

国内学界业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坐而论道，热衷于“我注六经”，本本主义盛行。表面看起来很热闹，各类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繁多，项目经费数以亿元计，书籍出版和结项报告汗牛充栋。然而，相当一部分课题结项后就束之高阁了，真正标志性、原创性、实用性的成果仍然匮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生动活泼的实践经验，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小岗村、苏南乡镇企业、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等，都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产生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既有高原，又有群峰争秀，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的标志性成果要顶天立地，有问题意识，有时代担当，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然而，今天即使是国际范围内，文科教育与研究脱离现实生活已经成了普遍性存在的问题。

（五）文理分科的后遗症

文理分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科、工科以及农、林、医等）的初衷是为了适应工业化革命快速发展的需要，说到底是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重理轻文”，急功近利。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把许多文理兼重的综合性大学分割成许多专科院校。这样的调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专门人才，功不可没，但造成的后遗症亦不容忽视，一些原先基础很好、实力很强的综合性大学长期文理失调。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重新重视建设综合性大学，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获益最大的专业是文史哲以外的经济、商贸、外语、法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

文科繁荣发展，是大历史、大时代的产物。它既仰仗于社会大格局的时代变迁、大乱大治，也成就于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和平时期。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观照与碰撞，跌宕起伏，吞吐风云。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各领风骚数百年，成就了十三经。秦汉以来，又陆续产生了楚辞、汉赋、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宋明理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三大英雄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座座文化高地和学术高峰。

文科复兴路在何方？

那么，文科复兴路在何方？毛泽东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立足于今天，文科复兴要在“两个结合”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扎实推进，方能取得实效。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科复兴的源头活水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新文科建设是文科复兴的重要阵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地，方能行稳致远。

认真梳理五千多年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厚度和历史纵深感。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笔者在4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孔子继承了中国奴隶社会以及中国初期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和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内容,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思想方法,以‘大同’为远大理想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文脉。笔者在研究方孝孺时发现，他的理学文化观集中体现在“文以载道”“文以合道”的道统思想、质疑求真的笃实精神和浩然正气的人文精神等三个方面。他的“道文本末”体用一体化，秉承“文政相通”的入世观和践行“中以为实”的中庸境界观，是“文以载道”“文以合道”的基石；坚持以文论人质疑权威、以世论人评价历史人物、信古疑古辩证统一，构成了笃实求真精神；涵养深虑治国的“作气之道”，家国情怀的人文理想，大义凛然的价值信仰和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养浩然之气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

毛泽东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浓郁的中国韵味、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又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因此，毛泽东的文化观是开放的、包容的、多维的、敞开胸怀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其价值诉求。

“两个结合”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文化形态，诠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行稳致远；诠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因，从“两个结合”中去追寻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去开启马列主义伟大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它既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有借鉴世界其他先进文化的周延性和外延性诉求，具有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中国特性。因之，建设新文科、推动文科复兴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二）担当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历史使命

当今正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等诸多问题，是文科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强调：“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个论断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新文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文科立足于人与社会的最基本点去思考和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价值在于表达人类的思想感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文科致力于呈现人类精神，是形而上的，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可以量化。通常，人文社会学科无法直接创造物质成果，但在反作用于社会物质成就，确立人们的诉求，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提供方案和途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实现精神变物质的理论基石和强大后盾。如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思想解放大讨论，此文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快速发展、推动解放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今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三）重塑公民的公共性品格

全球文科的衰落，折射出当前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当信仰、价值、意识形态发生深刻碰撞时，文科应当理直气壮地张扬公共性思想、倡导公共性产品，发挥弥合裂痕、凝聚共识、先声夺人的功能，为人们提供重塑公民品格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

以新闻传播学来说，以往只有党报学和宣传学，改革开放后引进了传播学，对我国的新闻教育和媒介事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40多年来，我国传媒的变化是全国范围内的理性与非理性、自觉与不自觉、市场与非市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重要转向。这种转向以“主体本位向受众本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为实践归宿，在局部与全局、过渡与补白、渐进与激进、纵向与横向、共时与历时、线性与非线性、阶段与全过程的不断博弈中前行。这众多模式之间的彼此关系，其中最具核心意义和主导价值的是主体(传者)与客体(受众)的转换意义，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新媒体特别是融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全球传统新闻业造成了剧烈冲击，因此，当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闻传播学，需要它直面时代问题、直面民众的公共性问题，参与时代观念建构，为大众提供咨询资源、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塑造民众的媒介素养和公共性品质，提高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重建公共舆论新秩序。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形成中国自主传播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等方面应当积极作为，面向世界，融通中外，同时牢牢把握中国文化的传播权、叙述权和话语权。

（四）构筑精英教育、通识教育、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结构

从根本上说，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研究人、服务人，人文立学、文化立学，资政育人。因此，新文科建设要构筑一个精英教育、通识教育、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三元结构”，以推动文科复兴。

首先，文科要彰显精英教育，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大格局、有教养和独立思考能力、对国家大事执着关心的人。日本学术会议2001年发表《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和重要性》报告认为，将文科和理科对立起来存在根本性问题，要创造文理统合、融合的新领域，尤其是“敦促人文社会科学实现其社会职责，即把握人的本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纠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不断扩大的研究体制及研究条件上的不均衡，积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为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需要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统辖科技综合战略的核心”。爱因斯坦强调：“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它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近年来，国际上文科的曲折发展与遭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3月24日，哈佛大学校长吉尔平·福斯特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说：“最近英国议会的调查显示，在国际上大约55%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都承认，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然而，向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却在今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她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在新文科教育科研体系的建设中，要留出足够空间，给予充分条件，让学生在分析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等三方面打牢底子。

其次，文科要担负起通识教育包括终身教育的任务。文科教育不像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诉求和知识技能要求，它比较宏观和超脱，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教育。大学肩负着连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民社会的职责，不仅仅从属于政府或国民。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学首先应该致力于“实现全球卓越性”(global excellence)；哪怕批判政府，哪怕对抗国民的一般观念，也要致力创造真正具有全球性价值的工作，培养这样的研究者或是实践家，才是大学对社会尽责方式。大学承担的是一种人文素养的通识教育，旨在培养文史哲基本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一个具备人文素养的人，会大大增加他的职场能力获得感和事业成功率。文科应当参与塑造未来科技形态和社会形态，为新技术建构价值系统和伦理规范。除此，文科还应当向社会大众提供终身教育学习的机会。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正风生水起，包括生命科学、健康科学、健康生理学、健康美学等，都将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最后，重建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学科结构。新文科建设要搭建一个平台，实现多学科交融互鉴，共享共嬴；即学科场域视野下，建立基于“三元结构”概念的学科范式，组成一个融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关联学科为一体的全文科结构。全文科三元结构以文理工诸多学科门类为基础，包括其中8个门类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和军事学，再对所属一级学科作分块切割，以此体现学科传承、间性、融合、拓展、由核及表、由表及核的理念和思路（见图1）。

全文科建设的思路旨在建构一个学科群组，在这个群组里有一个“本元”内核，它是简约的、明确的、共享的，且所涉及学科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所选学科和相邻学科均应具有很好的自洽性和外延性。全文科的理念，是把内核、亚内核、外延环和其他综合学科及相关学科都集纳在一个大集合里，充分彰显学科群组交叉融合、相得益彰、共享共嬴的特色。其内核是以文、史、哲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引领方向，把数学、外语、数字人文和AI新技术作为方法论和工具，形成要素齐全、缺一不可的内容。亚内核是内核的外延，这部分内容是文、史、哲的拓展版。外延环是社会科学部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与生俱来的融洽性。内核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起构成一个大外延环，再向外拓展把综合学科及其他关联的理工农林医等多学科融为一体，不求所有，但求共享所用。

文科源远流长，它诉诸历史，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文科的价值尺度，是社会进步的天平。当下部分理工科包括文科设置的集成类、工具类专业方向，可总结有规律性的学科分支，恰恰是人工智能较容易到达的地方。而人的思维和情感是人工智能尚无法企及的，不管AI、AGI等技术下的机器人、类人机器人还是最近大家热议的DeepSeek大模型，尽管它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已经很强大，但仍然无法与人类匹敌。

AI大模型可以通过大数据和逻辑思维写出诗词歌赋，描述人们的悲欢离合，但其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只是以往人们泪水和笑声的集纳，不能真实感知你此刻的心情，无法替代李白、杜甫、苏轼和李清照的诗性思维，也说不出你的心里话。它只是对众多大数据逻辑分析后的数据呈现，是过往相关内容的集大成；不管这种呈现如何诱人，终究无法替代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决策。可以预见，时下一些热门的功能性、程序性、集约性功能的专业终将被AI、AGI、DeepSeek大模型等媒介新技术替代。在我国各类教学课程体系中，AI也可能会作为通识课、基础课。但传统文科，包括文史哲的许多基础研究和思维科学等，仍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最终要靠人去研究。因此，当下的学科调整，应该是文科+AI，而不是AI+文科；人的因素在第一位，人是主体，AI是客体。

缺少或者弱化文科的现代大学很难行稳而致远。没有文科融入的理工农医，是缺少文化灵魂的。没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不可能成为学贯中西、通达古今的大家。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的达·芬奇，从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到罗素，从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到37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他们都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集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人于一体。人文精神是使他们成为百世流芳大师的重要素养。

120年前，列宁在《革命的日子》里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权作本文的结尾：

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态的发展，作出总结、得出结论，从今天的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那些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烈火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当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们的描述能够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文科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坚持“两个结合”，复兴文科，踏踏实实建构精英教育、通识教育、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架构体系，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重塑公民公共性品格，在培养造就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方面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载于《东南学术》2025年第4期